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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诉讼形势之应对与审判制度完善的思考

2012-09-26   来源:中外民商裁判网   作者:宋晓明 杜军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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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事再审功能强化后,从近一两年的情况看民商事审判实践已面临较大压力和诸多新问题,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再审作用的实质发挥和目的的真正实现。再审制度更具有法制化和完备化的特点,这为有效克服现行审判制度中的诸多弊端、充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进而促进社会矛盾化解提供了制度途径。本文拟从商事司法的角度尝试对上述问题求解。

 
    2007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强化了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职能。这一举措将使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长足的进展,但同时也将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商事审判工作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民事诉讼法完善了申请再审事由、明确了申请再审的审查程序,同时也加强了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使得再审制度更具有法制化和完备化的特点,这为有效克服现行审判制度中的诸多弊端、充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进而促进社会矛盾化解提供了制度途径;但另一方面,民商事再审功能强化后,从近一两年的情况看民商事审判实践已面临较大压力和诸多新问题,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再审作用的实质发挥和目的的真正实现。当前形势下,应当深入探讨如何利用既定的法律资源和有限的司法资源来贯彻法律修正之精神、落实再审制度之目的,从而真正建立起公正高效权威的民商事司法制度。本文拟从商事司法的角度尝试对上述问题求解。

 

    一、民事诉讼法修正后商事审判呈现的新态势

 

    从实践中看,民事诉讼法修正后在一、二审案件数量并未减少的情况下申请再审案件及相应的再审案件数量较大增加,人民法院仅在受案数量方面就面临不小的压力。为保障审判质量和提高司法效率,人民法院采取了相应措施引导和规范案件的受理与审理。在这种博弈中,目前商事审判工作在宏观上呈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商事案件数量大幅增加

 

    相当一批商事案件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既占用了司法资源,又加大了纠纷矛盾化解的难度。2009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合同类商事一审案件同比上升8.69%,其中某些类型案件呈数倍增长。而全国法院新收申诉、申请再审民事案件(包括商事案件)已有46946件,依照平均2—3成的决定再审比例计算,将进入再审程序的民商事案件又有近万件。这些案件中,有的当事人是对原审裁判不服故而申请再审以获得救济机会;有的当事人并非对原生效裁判不服,而是希望通过申请再审而达到其他目的。对后类案件进行再审审查乃至提起再审既有悖再审制度的目的,又耗费司法资源。而且,部分案件由于所涉时间较长、客观情况变化较大等原因,最终裁判结果可能使双方当事人均不满意,从而加大纠纷矛盾化解的困难。

 

    2.案件分布呈现新趋势

 

    大部分商事案件的一、二审由基层、中级法院承担,高级以上法院将更多地应对申请再审及再审案件的审查与审理。按照民事诉讼法中申请再审案件上提一级审查的精神,申请再审案件及相应的再审案件将集中于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再加上既有的一、二审案件,中级以上法院的案件数量将骤增。针对这一问题,为合理利用审判资源,均衡办案数量,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通知,要求提高中、高级法院受理一审案件的标的额,目的是将大量一、二审民商事案件管辖权下移,由基层、中级法院对大部分民商案件进行一、二审审理,而高级以上法院则着重通过对申请再审的审查及再审案件审理工作来进行审判监督。商事案件标的多体现为金钱数额,受这一政策影响,今后一个时期大部分商事案件的一、二审将在中级、基层法院完成。而申请再审和再审案件将更多地集中到高级以上人民法院。

 

    3.商事案件审判监督对立审分立提出了新的要求

 

    立审分立要求立案环节与审理环节在机制上分立,以避免立审合一情形下的以立代审或选择性立案的弊端。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的,法院应当经过“立案受理--审查(决定是否再审)--(符合再审事由的)审理”阶段,法院立案部门对符合表面条件的申请予以立案受理。在受理后的审查阶段,如果由立案部门审查,由于一些商事纠纷的处理涉及较强的技术性,则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某些事由(比如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立案部门的认识可能与进行再审的审判部门或下级法院的认识不一致,这可能导致当事人产生误解,影响裁判的效果。而如果由审判部门审查,由于该审查在效果上等同于再审审理的立案审查,审查成立的才进入再审,所以实际上又有立审合一之嫌。在商事案件申请再审中如何贯彻和完善立审分立,也是当前实践面临的问题。

 

    4.各级法院的商事审判资源面临进一步整合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各级法院基本上都建立了专门的商事审判业务庭,商事审判力量大大增强。民事诉讼法修正后,很多法院为保障申请再审及再审案件的正常审查审理,已在立案庭、商李审判庭、审判监督庭等之间对此类案件进行分配。这可能导致本已集中的商事审判资源将重新流动和整合,在此过程中,各级法院均不同程度地面临如何保障商事审判质量、如何建立符合实际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指导机制的问题。

 

    二、突破与回归:再审制度之定位与一、二审制度的回应

 

    从制度表达或是从司法实践看,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都将再审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部分经生效裁判后的商事案件可以有保障地进入再次审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确立了实质上的三审制度。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两审终审制依然是基本的民事审判制度,而且再审程序也依然是按照作出原生效裁判的程序(一审或二审)进行审理。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只有其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事由时法院才能进行再审,这说明再审的功能是对原审中存在的民事诉讼法该款所列瑕疵的纠正,在纠正这些瑕疵的过程中审视当事人的权利在原审中是否得以保障。只有当事人的权利及利益在原审中由于特定瑕疵而受损害时,再审程序才对其予以相应地救济。可见,因当事人的申请而提起的再审程序在本质上是对原审瑕疵的一种纠正程序,而不是凌驾于一、二审之上的普通审理程序;对于检察院提起的抗诉,由于其也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所以其提起的再审程序的功能与前述一样;对于法院院长及上级法院依职权提起的再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前提条件是原生效裁判确有错误,这更说明提起此种再审的前提条件及再审审理均直接指向原审判决的错误,也是对原裁判的纠错程序。从这一意义上讲,再审程序不同于二审程序,其不能依当事人的申请对原审五条件地审理,而是具有明确的条件和指向,再审制度无力对当事人的权利承担广泛的、一般的保障,对当事人权利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一、二审程序。这是理论层面的分析。从实践层面看,当事人申请再审及相应地参与再审,必然耗费大量诉讼成本。为尽快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减轻当事人诉累,在商事审判中应当充分发挥一、二审程序的功能,使纠纷矛盾尽量在一、二审程序中得以化解。

 

    在一、二审程序的重要件问题上,与其说现行再审制度突破了传统一、二审的地位和作用,毋宁说其更使一、二审的作用得以凸现,商事审判中必须加强一、二审制度的完善。当前,在商事案件的一、二审程序中,应当注重以下问题。

 

    (一)依法确定案件管辖,确保案件公平审理

 

    管辖权问题是评价诉讼程序正当性和判决有效性的重要标准,法院的管辖正确与否也是当事人评估、预测直至相信案件是否公正审理的重要因素。相较于普通民事案件,多数商事案件都涉及商事组织,标的额较大,相应的利益关系也更广,影响也更大,商事案件当事人总是相信不同法院审理案件会对自己产生不同的影响,法院如果不依法管辖,当事人将对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产生怀疑,进而难以信任判决结果。在商事审判中要使当事人相信并服从法院裁判,必须严格做到依法管辖。 

 

    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地域管辖的原则和各种特殊情形。实践中,有当事人为使案件由特定法院管辖,采取各种措施规避法律规定。比如有的当事人将债权转让给他人,同时约定由他人起诉债务人,并将该当事人同时列为被告,他人的起诉向该当事人所在地法院提起,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他人的起诉在形式上符合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但实际上该诉与该当事人无关,该当事人不应作为被告;有的当事人在诉讼中将不是被告的人列为被告,把真正的被告列为“第三人”,以规避真正被告所在地法院的管辖;还有的法院对案件性质认定不当,错误定性,造成案件管辖不当。对此,法院必须从当事人间法律关系着手,准确认定诉讼标的,切实防止管辖错误。

 

    级别管辖常常被认为是上下级法院间内部分工的事项。有些当事人或法院出于种种考虑,为了让案件在某级法院审理和“解决”,出现分拆诉讼标的的对象,将一个案件分为多个案件以降低标的额,达到由该级法院受理的目的;还有的将本应由自己一审的案件交由下级法院审理,一审后即使当事人上诉,二审也还是由自己审理,当事人的上诉权实际上被虚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虽然规定了管辖异议权,但在实践中法院多认为其不适用级别管辖。当事人对级别管辖的异议,法院一直以来都是通过通知等行政化程序予以回应,没有纳人诉讼程序,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难以保障。级别管辖的错误和救济的困难将严重侵害当事人平等诉讼的权利,无论裁判结果是否正确,都将使得当事人质疑裁判的公平性。各级法院在受理商事案件过程中,要严格审查自身是否具有级别管辖权,上级法院在指定管辖或转移管辖权时应当有法定的理由。上述管辖的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级别管辖的相关规定,各高级人民法院自行制定、未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规定不能作为级别管辖的依据。2010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赋予了当事人级别管辖异议的诉权,同时也将使法院级别管辖问题受到上级法院的监督,更加督促了法院正确行使级别管辖权。

 

    (二)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权利

 

    裁判结果是否真正合乎客观真实无从检验,只能由程序的正确来间接地支持结果的妥当性。商事案件的一、二审程序应保证当事人依法行使辩论权和处分权,法院在此基础上合理运用证据规则,恰当行使释明权,保障案件事实得以查明。

 

    1.关于举证期限及法院依职权取证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逾期提出的,法院不组织质证。而商事案件中所需证据有时并非自始就存在,而是要等到一定时间后才能形成(比如年度会计报告),当事人很可能在举证期限届满后仍然提交证据。对此,如果这些证据是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或者是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并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按照《证据规定》第四十一条,这些证据材料不应被认定为失权证据;如果某些证据材料已经存在且当事人也知晓其可以作为证据,但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笔者认为这些证据也不应单独以逾期为由而被排除。因为《证据规定》规定法院可以指定举证期间(且不能少于30日),当事人也可以协商确定该期间,所以举证期限具有任意期间的性质,不属于法定期间。而且对逾期提交的证据,法院“不组织质证”,应理解为是法院的职权,而不应是法院的义务。对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的证据,法院应当“从宽”处理。

 

    商事案件的当事人通常是商人(商自然人或商法人),商人一般具有较规范的证据保存制度和较强的举证能力,其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时,必须符合法定条件法院才能依职权取证。实践中常见的现象是某些证据保存于其他机构(尤其是公权机关),该机构不向当事人及其律师提供证据,并明确表示可以向法院提供证据,对此,如果该证据对双方权利义务有明显影响,考虑到当前我国政府信息服务功能尚不健全的客观实际,为查明案件事实,在不违反其他法定条件的情形—下,法院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

 

    2.关于证明标准的问题

 

    一般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标准,即对同一事实一方的证据优于另一方,且优势一方的证据能使法官形成内心确信。但在审判实践中,所谓“优于”、“确信”最终仍是法官的主观判断,其必定是相对的、多元的,其中的“度”需要在不同的案件事实中分别判定。在证据认定中,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按照《证据规定》中证据审核认定规则采信证据,不符合认定规则的证据,不能确认其证明力;其次,对特定问题,法律或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举证责任承担者的,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斟酌考虑商事主体的举证能力强于一般主体,可以要求由举证能力较强的商事主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其不能举证或不能充分举证,应认定其未达到证明标准;再次,商业利益的变化具有快捷性,商事交易方式具有多样性,商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常常并不为他人所知,所以当事人因自身诉讼利益的需要而证明他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事实或法律关系时的证明标准,应当高于其证明自己与他人之间是否存在同样事项时的证明标准。

 

    3.关于法院行使释明权的问题

 

    法院恰当行使释明权有助于确定案件事实和准确适用法律,即使英美法系法官,“出于功利考虑,诉讼案件膨胀这一无法回避的现实,也促使他们不得不通过扩大法官职权来提高司法效率”。审判实践中,一些案件被提起上诉和被申请再审常常就是因为原审法院对一些问题未予释明,造成当事人在原审中未行使相关权利,所以其希望在法院的再次审理中行使权利。法院在商事案件一、二审程序中,应合理行使释明权。首先,在下列情形下,法院应当释明:当事人的请求或抗辩不明确甚至出现矛盾时,法院不能以此为基础作出裁判,此时必须询问当事人以查明事实;法律明文赋予当事人某项权利,当事人未以此项权利而以其他理由提出请求或进行抗辩时,法院应当询问当事人是否行使此项权利;法院在审理中应当告知当事人围绕焦点问题举证,在焦点问题变化后,应当告知当事人就新的焦点补充举证,以防止当事人对法律和事实的误解而白以为举证充分。其次,法院的释明应当中立,应当在庭审过程中释明,不能向当事人私下释明。再次,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法院释明后当事人仍然坚持原来意见的,法院不应阻止和干预。

 

    4.关于权利罹于特定期间的问题

 

    从部分再审审查案件看,很多当事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仅因特定期间经过就归于消灭或丧失保护的情形难以接受,这固然是因为其对特定期间的法律意义重视不够,同时也与法院的认定标准有关。商事主体在商业手段上具有求和性,为维护友好往来,其主张(或声明)权利的方式多种多样,未必一定采取法律明文列举的方式进行。同时商事主体在商业目的上又具有重利性,其一般不会轻易放弃其利益和权利。所以,在诉讼时效的认定上应当符合商业实际,在权利人采取非典型、非直接的方式主张权利的情形下,也应当认可时效的中断;在保证期间方面,经保证人同意后的债务转移,即使未重新约定保证期间,也不宜当然适用6个月的规定,而应当以债权人与保证人原先约定的保证期间为准,如果原先是2年,就应当适用2年,这样才能周延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三)强化商法意识,准确适用商事法律

 

    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和对民商事法律规则的实践,法官基本上都树立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私法意识,能够正确运用基本民商事法律从事审判工作。相较于普通民事交易,商事交易更表现出独特的品位:商事主体的意思表示更具程式化、商事交易的形式更具定式化、商事权利义务的内容更具复合化,所以相应地调整商事关系的商法规范也更多地表现出技术性的特征。在法律适用上,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也优先于民法的适用。商事审判必须遵循商法价值,强化商法意识,恰当运用商法规范裁判案件。

 

    1.关于商事审判中商法理念的坚持

 

    商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商法理念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商法的理念被充分释放,商法的价值得以进一步张扬,而通过对相关纠纷矛盾的裁判,商事审判与市场经济的密切关系也日益显现,商事审判通过调整商事活动,日益担负起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职责。当前商事审判中必须坚持商法的理念。首先要坚持合同自由,鼓励交易的理念。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交易类型不能满足商主体营利动机的需要,商主体间订立的交易,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都不应否认其效力。比如实践中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的保底条款,其有利于委托人风险的最小化,也有助于金融机构融资,对这类合同是否一概认定其无效,是值得考虑的;其次要坚持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民法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机制是区分善、恶意,这种机制一定程度上还考虑主观动机及其他因素,而商事交易的快捷性、连续性使得交易主体无法事事查证真实权利状态,法院也无从判定商人的主观状态,所以商事交易更应采用外观主义(或文义主义),而限制“推定知道”的范围,商人根据相关外观作出的行为原则上都应当保护;再次要坚持商主体维持的原则。维持企业生存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企业强制清算或破产案件中,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审慎处理企业消亡的问题。

 

    2.关于商事权利的认定与保护

 

    法院审判工作的终极目标是维护主体的权利。商事权利虽寓于民事权利之中的,但民事权利不能涵盖全部的商事权利。民事权利多基于当事人的自由约定而产生,但很多商事权利仅由当事人的约定还不足以产生、还必须符合商法的特殊规定,而有的商事权利则不待当事人的约定直接基于商法的规定产生。所以在认定商事权利时必须熟谙商法规范,清楚地认识权利的性质,这样才能依法保护商事权利。比如股东请求公司支付年度利润,公司拿出股东签收的单据证明其已向股东支付,股东主张该单据系伪造或意思表示瑕疵,公司予以否认。法院如果按照一般民法观念,首先审查单据是否伪造或意思瑕疵,就会偏离问题的实质。事实上,公司法对利润分配有程式性规定,即需要股东会作出决议,未经决议不得分配利润,法院首先需要考察的是股东会是否作出了决议,如果没有股东会决议,股东无权请求支付利润,此时单据的真实性及有效性问题也没有实际意义了。可见,在认定商事权利时,如果仅囿于民事法律的一般规则,将有违商事立法之精神,无法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对商事权利需要运用商法的规范进行检视。

 

    3.关于商法适用中的政策导向

 

    商法调整商事关系,但是纷繁复杂的商事关系并非仅仅由商法来调整。事实上,政府规章和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广的范围内规范、调整和影响着商事关系及市场秩序。商法规范和商事政策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制度环境,身处其中的商事审判必然要对其进行适当的回应。

 

    商事审判应当立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为大局服务的工作理念。依法灵活把握政策尺度,为政府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提供司法保障,并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商事审判服从大局不等于不依法行使审判权,更不等于地方保护,实际上,商事立法的目的就是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商事审判从这一日的出发就是最根本地遵守和实践了法律。法院采用法律未禁止的方式调整利益分配,协调商事主体关系,更是对商法精神的具体发扬。部分地方法院在应对金融危机工作中能动司法,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这应当成为下一步工作的有益资源。

 

    商事审判中不应机械排除政府规章及相关政策的运用。很多商事关系都是由政府规章或政策调整。商事审判中不应简单以缺乏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为由否定规章等的适用。那些依照商事法律、法规基本原则和精神做出的政府规章或政策,应当作为商事审判的重要参考,必要时可以参照适用。比如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相关股东会议决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而国务院以股改政策、中国证监会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其进行了规范,法院在审理相关问题时应当对其予以适用;再如,证券法没有明确规定操纵市场行为的要件,作为证券监管部门的中国证监会对此颁布的部门规章就应当成为法院认定该行为的依据。

 

    (四)规范审判作风,提高裁判文书质量

 

    在一、二审程序中,当事人常常与法院直接接触,审判人员的司法作风很大程度上影响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信服度,而当事人的信任是司法的生命,审判人员应当严肃审判作风,规范审判行为。

 

    另一方面,法院的裁判最终体现为裁判文书,当事人的利益最终也是被裁判文书所支配,当事人会对裁判文书特别注重,法院必须提高商事裁判文书的质量。当前,商事裁判文书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必须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多数商事案件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其裁判结果不易通过一般的法观念和朴素的法感情加以理解。当事人很希望清楚地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败诉,如果其不能从裁判文书中找到答案,就可能怀疑裁判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所以,商事裁判文书应当加强说理,注重阐明关键证据的认定、法律规范的适用等裁判的理由,切实避免模糊性语言,以免当事人因不明就里而继续诉讼。第二,要特别注重文书的写作规范。在文字使用、法条引用等方面都要防止出现错误。

 

    三、商事审判中的再审审查与审理

 

    民事诉讼法规范了再审程序,使得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更有保障。再审某种程度上更具有“终审”的功能,当事人可能会充分注重利用再审制度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践中,也不乏商事案件的当事人出于种种目的而申请再审。如果对这些案件都进行再审,这是现有司法资源所无法支持的,也不符合再审制度的目的。法院必须严格遵循再审审查程序,准确把握法定的再审条件,依法进行再审审查及审理。

 

    (一)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所列再审审查事由的把握

 

    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配套规定使再审审查程序具有独立的地位。再审审查程序类似于普通一审案件的立案程序——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才立案进行再审或一审。而再审立案的法定条件,民事诉讼法区分不同情形予以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其条件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并一般要在裁判生效后两年内提出;检察院抗诉的,其条件仍是第179条规定的情形,只不过是由检察院对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判断;法院院长及上级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其条件是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法院应当按照法定条件进行审查。实践中,有的法院模糊再审审查的条件和标准,在审查过程中“有诉必理”、“宽进严出”,或者“严进严出”乃至只有确定改判的才提起再审,这都有违再审审查程序的内在要求。案件是否应当提起再审,主要应当考察是否符合法定的条件。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所列事由可以归纳为认定事实不扎实、新证据的出现、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四个方面。

 

    当事人申请再审时多是以事实认定存在瑕疵为理由。商事案件中,作为商人的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最清楚,也最敏感,事实认定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当事人对裁判的信任度。在认定事实不扎实的情形中,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或系伪造,说明原审对事实的认定缺乏基础,应当依法提起再审;而判断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时,除了要严格界定基本事实外,还要注意该“缺乏”不仅指对该事实当事人没有证据,而且指虽有证据但证明力明显不足或明显违法而应被排除的情形;据以作出原生效裁判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该被撤销或变更可能对已认定的事实产生影响,无论判决结果是否将改变,当事人提出请求时,法院都应当再审。对于新证据的出现而导致再审的情形,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种情况:一是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判的。这种情况中,对所谓“新的证据”,《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解释》第十条虽将《证据规定》第四十四条进行了限缩,即将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形成的证据排除在新证据之外,但商事审判中这类证据可否被采纳,却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原审结束后当事人一方向对方作出的不利于己的自认等证据,可以包括在上述“新的证据”之中;新证据还必须足以推翻原裁判,这里实际上需要结合全案综合进行判断,而由于审查程序中并没有规定当事人质证、辩论等环节,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判断该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裁判已经超越了审查程序的功能,法院在作此认定时需要慎重,尽量防止审查阶段的认定与再审审理的认定不一致。二是新证据届当事人客观不能收集,原审法院也未依当事人申请而收集的。该新证据应是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所必须的证据。该证据的欠缺可能导致事实认定不扎实,如前所述,此时应当提起再审。

 

    对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应当遵循《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来认定。但是,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没有明文规定时,商事案件中一定程度的类推适用并不构成适用法律错误。

 

    对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并非都一概、无条件地进行再审。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看,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的,法院才予以再审,所以第一款中列举的情形也应作同样的解释,即违反法定程序的程度要达到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而且,从第一款中的情形看,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这实际上整体剥夺了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权利,当事人的任何意见都未得到表达,裁判很可能有误,这种情况下进行再审当无疑义。但在管辖错误情形下,该错误程度相对于法官未回避或法官徇私要轻很多,而且如果该错误没有影响案件裁判,不宜采用再审这一成本较高的方式来进行纠正。尤其是当事人在原审中可以提管辖权异议而末提出时更是如此。

 

    (二)审查权与审理权协调下的立审体制:刚刚开始的问题

 

    虽然民事诉讼法从制度层面将审查程序与审理程序区分开,规定经审查符合再审事由法院就应当进行再审审理,至于审理结果如何则非所问。但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审查过程中对有的事由的判断本身就属于实体性判断,判断结果与最终的再审裁判结果直接相关,如果将这种判断人为切割——在审查阶段由立案部门进行,在审理阶段由审判部门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时)由下级法院进行。将可能使得法院内部或上下级法院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及处理不一,这将影响裁判的社会效果,损害生效裁判的权威,还增加了当事人诉讼负担。而且从实践中看,由于商事案件的专业性和商事法律的相对复杂性,立案部门在审查时也常就关键性问题咨询及征求商事审判部门的意见,审判部门实际上影响着对再审申请的审查。对此,有的地方法院采取通过区分申请事由的方式,将违反法定程序的申请事由交由立案部门审查,而其他类型的事由交由审判部门审查,这些事由经审查成立的,由审判部门进行再审审理。但是,由于再审申请事由的审查相当于再审案件的立案审查,所以这种做法虽可以克服上述问题的弊端,但其必然地使得大量再审申请由审判部门审查及审理,这与民商审判改革确立下来的立审分立体制及大立案格局多有未合。当前各地法院结合实际探索如何改进和发展适应新形势的立审框架尤有必要。

 

    四、商事审判相关工作机制的完善

 

    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再审申请权诉权化,在价值层面更着眼于当事人纠纷矛盾的有效化解和合法权益的维护。商事审判工作应当围绕这一中心加强相关机制的建设。

 

    (一)针对商事案件特点,完善商事调解机制

 

    调解是化解当事人矛盾,彻底解决双方纠纷的有效方式。实践中有观点认为普通民事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简单、争议利益不大,适合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而商事案件标的额较大,涉及法律关系相对复杂,商人知晓法律而对裁判结果有一定预期,所以不太适合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实际上,商事争讼的标的通常具有可处分性,商人间诉讼具有争财不争气的明显特点,调解方式所具有的非对抗性、双方主张及法律判断可并存性以及对未来经营的统筹考虑等特征,更符合商人解决纠纷的思维逻辑。英国1998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规则鼓励当事人采用替代性方式解决纠纷,此后商务案件调解的数量增加了141%,同期实际审理的比例从33%降低到23%。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并非商事案件不适用调解,关键在于如何设计调解制度及如何进行调解。商事审判中,应当加强调解方式的运用,完善凋解机制。首先,必须强化调解意识,遵循“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思路,将调解贯穿诉讼全过程。民事诉讼法修正后,商事案件的一、二审大多分别在基层、中级法院完成,中级、基层法院具有贴近当事人的优势,也能够较方便地利用各种资源解决纠纷,所以中级、基层法院应当首先进行调解。当事人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后,上级法院的权威更令当事人信服,而且经过多轮诉讼后,当事人基于对诉讼成本和预期诉讼结果的比较,也多愿意接受调解,尽快完结纠纷,所以上级法院,尤其是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更要抓住机会加强调解,彻底解决当事人的纠纷。其次,积极探索有利于调解的手段和方式,有效扩大调解的范围。法院应当针对不同案件的特点,灵活选择调解方式,创新调解手段。比如在涉企业案件中,法院可以积极与党委、政府沟通,争取其支持,利用多种资源促成当事人双方互谅互让。对于法院不便或难以调解的,可以灵活运用专家参与调解,委托调解等方式,寻求当事人间矛盾化解的最佳途径。再次,在商事案件的调解中,要遵守依法和自愿的原则,保障调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要进行合法性审查,尤其要审核当事人之间是否具有特殊利害关系,调解内容是否涉及第三人利益,防止当事人通过虚假调解、恶意调解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避免导致一个纠纷未了结、多个纠纷又产生的情形出现。比如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股东与被告间的调解协议应当经过公司其他股东的认可,否则,调解内容可能因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而引发新的诉讼。

 

    (二)优化法院职权配置,有效利用审判资源

 

    优化法院职权配置是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的首要方面,其对加强商事审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因为其相信上级法院更加公平,更能做到依法判决,所以其在诉讼之初就决定不惜代价将官司打到底。对法院来讲,这不仅加大了纠纷解决的难度,而且耗费了更多的司法资源。在当前商事诉讼形势下,应当着眼民众对司法公平公正的期盼和追求,健全和优化法院司法职权的配置,通过建立、执行一套有效的制度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一,要切实防止司法权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坚持依法裁判案件。有些商事案件的裁判关系到地方,部门利益,行政权可能直接干预案件的审理,司法公正难以保障。对此,法院首先应坚持法律原则,同时积极寻求与相关部门及政府间的良性互动,保证案件公平审理。另一方面,上级法院要尊重下级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同时正确行使其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权,避免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的行政化,保障商事案件在不同层级的法院能够得到独立审理,做到既能抵制不良因素对案件审理的影响,又增强当事人的信任感。第二,要规莅发回重审制度,节省司法资源。上级法院在面对矛盾纠纷时常常有将其交回原审法院处理的冲动,即所谓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而实际上,当事人更希望处于相对超然地位的上级法院直接解决纠纷,发回重审不仅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而且浪费了法院的审判资源,导致审判效率低下。当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发回重审标准不明确,发回重审实际上是政策运用的问题,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除非不发回重审就不能查清案件事实,其他情形下应限制使用发回重审。

 

    (三)加强重点问题调研,统一裁判尺度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转型期,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呈现,很多问题都以商事案件的形式反映到法院来,当前法院尤其应当密切关注并审慎处理因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和案件纠纷,加强对重点问题的调研,结合实际情况,适时依法采取有利于全局或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司法措施,努力解决制约和影响商事审判功能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问题。除此之外,商事审判还应当特别注意统一裁判尺度。裁判的统一和稳定不仅可以限制裁判者的恣意和滥权,而且可以给行为人提供一个可资参照、信赖的行为范式,是保证法律获得权威的基础和前提。商人在商事诉讼中了解到的法律规则和司法政策可能成为今后从事商业活动的规范和准则,商事裁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指导商业活动和完善市场规则的作用,裁判尺度不统一将可能使交易活动规则模糊、商人活动无所适从,既加大市场交易的成本从而阻碍市场经济发展,又有损法律公平和权威的实现。当前,法院系统应当通过重要问题会议纪要、公布典型案例、改判案件定期评析、上级法院授课等有效手段推进裁判尺度的统一。在应对再审之诉情势下,法院商事审判资源相对分散,各级法院应当注重部门之间、地区内部裁判尺度的统一,上级法院要注重辖区内裁判尺度的统一。

 

 

 


作者介绍:宋晓明,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杜军,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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