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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权法担保物权司法解释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2-09-26   来源:中外民商裁判网   作者:奚晓明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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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转型、利益博弈以及中国国情元素的角度,谈谈我们物权法担保物权编司法解释起草和制定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利益考量思路和思维方法问题,以使我们的司法解释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国担保交易实务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物权法担保物权司法解释座谈会。

 

 

    2007年10月1日,经过八次审议的物权法终于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是我国民事立法历程中,继合同法之后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民事立法。该法第四编通过4章71个条文规定担保物权,占整部物权法的近1/3,足显担保物权之重要地位。物权法第四编和其他法律以及行政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使我国担保物权法已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科学的体系。

 

    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传统民法体系中,担保制度尤其是担保物权制度,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领域。担保物权制度不断活跃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交易形式和交易过程日益复杂,利益冲突和权利博弈所导致的市场风险,亟待交易安全获得有力的法律规则保障。在中国,改革开放迄今,整个社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民事权利博弈将对中国民商法规则包括担保物权法规则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成文法固有的特点,法律的某些条文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远远不能涵盖丰富多彩的客观现实;法律的稳定性,也决定了法律规则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相关的司法实践和司法解释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解释的制定则成为促进法律规则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渠道,也成为社会相关方面非常关注的焦点。

 

    下面,我想从社会转型、利益博弈以及中国国情元素的角度,谈谈我们物权法担保物权编司法解释起草和制定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利益考量思路和思维方法问题,以使我们的司法解释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国担保交易实务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

 

    一、转型时期的利益博弈将推动民商法规则的形成和演进

 

    首先,利益博弈决定担保物权法规则将经历震荡成型的过程。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期间。经济体制转型意味着既有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经济转型将触动各个集团、各个阶层等在既有利益格局中的利益。因此,既有的利益被触动所引发的各方利益相互较量和博弈在转型时期最为激烈。尤其是在2007年8月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加之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结构调整,决定了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异常激烈,中国民商法律规则包括担保物权法规则必然要经历一个“反复震荡、最终定型”的长期过程,目前正在起草的担保物权编司法解释无疑将深切地经历和反映这个震荡过程。

 

    其次,民法学说与司法审判的互动将贯穿整个转型时期。由于转型时期各种交易手段不断翻新,交易活动日趋频繁,因此,民商事纠纷数量大幅提高。其中,新型担保法律纠纷案件不断出现,新的担保法律问题不断提出,这一点已在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有了充分的体现。与此同时,新的担保法律学说和观点亦将随之不断涌现;担保法律通说将成为各方利益充分博弈后所形成的均衡状态的学术描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司法将面临着一个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如何进行价值选择,如何推动民商法规则包括担保物权法律规则逐渐成型的问题。解决该问题的过程的实质就是在中国司法实践中震荡并成型中国民商法规则的过程。物权法担保物权编司法解释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过程中规则震荡成型的结果。

 

    最后,转型时期是检验发达国家成功法理和法例的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民法学界向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和借鉴大量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商法理论和制度规则,为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丰富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当前所处的转型时期的实质可以说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法理和民商法规则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也是中国的社会实践和司法实践检验西方发达国家民商法规则科学性的过程÷在这个的时期,中国司法将在审理浩如烟海的纠纷案件过程中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市场经济法则,即中国民商法规则震荡成型。物权法担保物权编司法解释自然属于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担保物权法则形成中的“他山之石”与“中国元素”

 

    记得两年前,我在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举办的物权法担保物权国际研讨会上曾经谈到,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融合和实用。融合意味着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实用意味着为我所用,解决问题。物权法尤其是第四编担保物权编充分彰显了这种文化取向和创新的特点,其中诸多制度均是在广泛交流、充分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帅担保物权制度规则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实现了本土化的物权法规则。

 

    今天,我想继续从文化的角度谈谈物权法担保物权编司法解释的制定问题。我国现代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其《新理学》一书中提出:哲学研究有“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区别。中国学术有“照着讲”的传统,倡导和鼓励“我注六经”,充斥着对前人、古人、洋人的顶礼膜拜,以及对过去典籍的崇拜和敬畏;但是对“六经注我”常加贬抑,从不倡导和鼓励“接着讲”,谓之为“不扎实”、“肤浅”、“轻狂”。所以,在中国,学问家多,思想家少。在作品中,评点感悟式的多,自创一格,自成体系的少。但应当看到的是,当今中国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民商法,无论是民商审判实务界还是民商法学界,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剧变。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经各方的共同努力而颁行的一系列民事法律中,无论是民法通则、合同法,还是物权法以及侵权责任法,均已明显地孕育出了可被称为“中国元素”的诸多民法制度。就物权法尤其是担保物权编而言,第十五条规定的“原因行为和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第一百九十二条所规定的抵押物处分制度,第一百八十一条等所规定的动产浮动抵押制度,以及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应收账款质押制度等,均是中国立法机关和民法学界经过独立思考而做出的中国自己的选择,既不同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不同于日本民法。这些具有“中国元素”的民商法制度规则在相当程度上宣告了中国的民商事立法已经开始摆脱唯某一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民事法律是尚的阶段,正式由“照着讲”进入“接着讲”的阶段。于此相应,司法解释更是深切地体现出反映社会经济交易生活之实际,并在交易基础层面上推动我国民商法规则的形成进入“接着讲”的阶段。

 

    可以说,“接着讲”阶段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相契合。以此为背景,在物权法担保物权编司法解释制定工作中,它不仅将验证我国民法学界的学术智慧,而且将见证担保交易实务界和法律实务界的实践智慧。我相信,今天各位金融机构和企业界代表的演讲,将为我们物权法担保物权司法解释进人“接着讲”阶段提供更加鲜活、更具“中国元素”的素材和建议。同时,我也相信,随着中国的伟大复兴,中国民商法在将来会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中国的民商法律制度亦将重新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借鉴的对象!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于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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