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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破产法对担保物权规定的不足与完善

2012-09-13   来源:中外民商裁判网sf1021   作者:蒋新华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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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债的形式发生的公民、法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频繁,担保物权的设置对于保障债尤其是合同之债的有效履行,维护商品流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担保物权对于引进资金,促进金融发展,提升社会信用道德水平也起着重要作用。

 

    担保物权是与用益物权相对应的他物权。担保物权对于担保物权人的意义在于,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时,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债的形式发生的公民、法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频繁,担保物权的设置对于保障债尤其是合同之债的有效履行,维护商品流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担保物权对于引进资金,促进金融发展,提升社会信用道德水平也起着重要作用。

 

    破产意味着债务人不能完全甚至完全不能清偿债权人的债权,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个特别程序公平地集体清偿各债权人的债权,有效地保护和平衡各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市场信用,维护市场秩序。从债权的性质和担保物权设置的目的来看,担保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相对于其他债权应具有优先性,可以就特定担保财产优先受偿。同时,现代破产法需要认真考虑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利益平衡保护方面,不仅要有效地平衡和保护各债权人的利益,还要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这就决定了担保物权在破产程序中的行使并不能完全取决于担保物权人的意志,而是要受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制约。

 

    我国企业破产法对担保物权的规定,也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对担保物权在破产程序中的行使进行了必要的保护与限制。但从现有的立法规定来看,企业破产法对担保物权的规定仍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导致担保物权在破产程序中的行使无法完全实现制度设计的目的和社会利益最大化与利益平衡的要求。

 

    一、清算程序中对担保物权规定的不足与完善建议

 

    担保财产变现的主体

 

    为保护其他债权人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担保物权的行使在破产程序中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属于债务人财产,这就把担保财产划人债务人财产的范围。而按照该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终止。这也就意味着,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担保物权人不能直接行使其担保权将担保财产变现用于清偿自己的债权。依该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款和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担保物权人只有在人民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后才能行使其担保权。 

  

    担保物权人担保权的行使和利益的满足很大程度上体现于担保财产的变现上,根据物权法和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权的情形,担保物权人可以与担保人协议以担保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担保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担保物权人与担保人未就担保物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担保物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担保财产。担保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因此,从条文规定的体系上来理解,似乎是只要人民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则担保物权人就可以行使其担保权,将担保财产变现以实现自己的债权。

 

    但从企业破产法现有的规定来看,很难明确地确定担保财产的变现主体应当是谁。一方面可以理解为管理人,由管理人对所有的破产财产包括担保财产进行变现,清偿所有债权人的债权;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担保物权人,由担保物权人在人民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后,直接行使担保权将担保财产变现以实现自己的债权。

 

    笔者认为,从破产法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立法宗旨看,将担保财产的变现主体理解为管理人更为合理。理由在于,首先,企业破产法既然明确规定了破产财产包括担保财产,而管理人的一项职责就是制订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并在债权人会议通过后具体实施,那么,将管理人理解为担保财产的变现主体,符合企业破产法的条文规定。其次,如果担保财产的变现主体是担保物权人,则由于其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是否能最大程度地得以实现,而没有足够的动力追求实现担保财产价值的最大化,因此对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实现。由于管理人处于中立的地位,其职责就是尽力实现债务人财产价值的最大化,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也就更加能够从实现担保财产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处置担保财产。再次,如果认可担保权人可以作为担保财产的变价主体,实际上就排除了特定担保财产与其他破产财产一并整体变价的可能,而破产财产整体变价往往有利于实现价值最大化。

 

    担保财产变现的时机

 

    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何时是担保财产变价的最佳时机很难确定。管理人有管理人的判断,担保物权人有担保物权人的预测,在二者的看法出现分歧时如何处理,企业破产法没有明确规定。简单赋予管理人以担保财产变现主体的资格,有时也有可能严重损害担保物权人的利益。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如果担保财产的价值远远大于担保债权的数额,预期价格的波动对担保物权人实现其债权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而只是会影响其他债权人的债权清偿,因此担保财产变现的时机应当由管理人来决定。

 

    其二,如果担保财产的价值相当于或者可能低于担保债权的数额,预期价格的波动将对担保物权人和其他债权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担保财产变现的时机就需要听取各方的意见,而不能仅仅由管理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管理人首先应当听取担保物权人的意见,在无法达成共识时,可以通过债权人会议讨论,是否可以由其他债权人以受偿范围内的财产提供适当的担保,保证担保财产价格下跌时担保物权人的利益。

 

    担保财产的整体变现与部分变现

 

    一般来说,财产整体变现的价值要大于部分变现的价值,如果破产企业财产能够整体出售,则其价值一般会高于部分出售。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破产企业是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变价出售的。管理人在对破产财产进行变现时,如果有条件和机会完全可以将破产企业整体进行出售。但由于企业破产法对资产变现的主体规定不明确,当担保财产是破产企业的核心经营性资产(如土地、厂房、大型机器设备等)时,如果允许担保物权人变现该部分财产,则就无法实现破产企业的整体出售,这可能会大大降低其他债权人的清偿比例,也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即使管理人作为破产财产变现的主体,在担保物权人行使担保权时,管理人虽然可以选择变现的时机和方式,但也往往只能将该担保财产单独予以变现,而损害破产财产的整体价值。在这种整体变现价值明显大于分别变现价值的情形下,笔者认为,在保证担保物权人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限制担保物权人权利的行使,要求对包括担保财产在内的破产财产整体变现,以实现破产财产变现价值的最大化。

 

    担保债权利息的计算

 

    关于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担保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如果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则依当事人的约定。担保债权的清偿顺序,按照担保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应当是收取孳息的费用、主债权利息和主债权。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企业破产法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出于公平保护各债权人利益的目的。如果附利息的债权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仍然可以计息,则他们的债权数额在破产程序中随着时间的经过是不断增加的,在破产财产有限而无法全额清偿所有债权人债权的情况下,对那些未附利息的债权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那些已到期的未附利息的债权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破产程序已经冻结了所有债权人的债权,未附利息的债权人在这个时期也是有财务成本的,这个财务成本于附利息债权人来说就是其所附利息。但对于担保物权人来说,是否停止计息,应当考虑两种不同的情况,而不应一刀切。

 

    一方面,如果担保财产的价值相当于或者低于担保债权的数额,也即担保债权所附的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的利息将不能在担保财产的价值范围内实现的,如果要继续计算利息,则无疑是将应当清偿其他债权人债权的财产用于清偿担保物权人的利息了,这对其他债权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附利息的担保债权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也应当停止计息。

 

    另一方面,如果担保财产的价值大于担保债权的数额,也即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担保财产足以清偿担保物权人的债权及其利息,则作为担保物权担保范围内的利息应当继续计算。这虽然客观上减少了其他债权人的清偿利益,但这种减少是公平合理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担保法和物权法对担保物权制度的规定,遵循担保债权的清偿顺序。

 

    二、重整程序中对担保物权规定的不足与完善建议

 

    重整期间担保物权的暂停行使与恢复行使

 

    重整制度的目的是在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对有挽救希望和挽救价值的企业通过债务重组、资产重组等手段,恢复债务人的营业能力,最终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为实现这一目的,企业破产法设置了各种制度予以保障。在这些制度当中有一项是涉及担保物权的,也即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句的规定,在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暂停行使。这一规定充分考虑了当担保财产属于破产企业经营性财产的情况,从而可以有效地保证重整期间破产企业继续经营,保证重整的成功。

 

    该条在对担保物权的行使作出限制的同时规定了对担保物权的必要保护,也即该条第一款第二句规定的,担保物有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危害担保权人权利的,担保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恢复行使担保权。这一规定对担保物权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担保物权人的利益将面临巨大危险。但这一规定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因为这一规定至少可以有两种解释,从而导致现实适用-亡的不确定性:

 

    其一,该规定可以理解为,如果担保财产存在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危害担保物权人的利益的,则担保物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恢复行使担保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债务人提供了其他足够的担保或者补偿,担保物权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恢复行使担保权。而一旦人民法院许可担保物权人的申请,则担保物权人的权利行使将可能导致破产企业因无法使用担保财产而不能继续经营,重整成功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

 

    其二,如果将解释的重点放在“足以危害担保物权人的利益”上,也即进行目的解释,并考虑实际后果,则该规定可以理解为,如果担保财产存在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危害担保物权人利益的,则担保物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恢复行使担保权,但同时只要债务人提供了其他足够的担保或者补偿,对担保物权人的利益不构成危害的,可以认定为没有达到“足以危害担保物权人的利益”,而不能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行使担保权,即使申请但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

 

    这两种解释从逻辑的角度都是合理的,第一种解释是文义解释,第二种解释是侧重于目的解释的扩张解释。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对企业破产法的这一规定进一步细化,达到既有效地保障重整的成功,又能公平保证所有债权人之间利益相对平衡的目的。

 

    有关担保物权的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条件

 

    赋予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权力是各国企业破产法的普遍做法,这主要是出于保障重整成功,实现企业破产法多元价值目标的考虑。一般来说,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需要满足四个基本要求:一是最低限度原则,即必须保证至少有一个表决组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二是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即对债权人的清偿比例不能低于其在破产清算中的清偿比例。三是公平对待原则,即对同一性质或同一清偿顺序的债权须做到公平对待。四是绝对优先原则,即要严格遵循破产清算程序所规定的清偿顺序。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基本上遵循厂上述基本原则。对担保物权人来说,只要担保物权人的担保债权就该担保财产将获得全额清偿,其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将得到公平补偿,并且其担保权未受到实质性损害的,就符合厂人民法院强制批准该重整计划草案的条件之一。从这一规定看,该条件包含了三个构成要件:一是担保债权在担保财产的范围内将获得全额清偿,二是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将得到公平补偿,三是担保物权人的担保权未受到实质性损害。

 

    这三个要件赋予了人民法院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第一个要件比较明确,全额清偿的标准比较好判断,只是需要注意必须在担保财产的价值范围内。第二个要件和第三个要件比较笼统和模糊,何为公平补偿和实质性损害都比较难以判断。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得到全额清偿才是公平清偿,还是得到大部分清偿或者一半的清偿才是公平清偿,也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在目前我国的司法状况下将可能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因此,迫切需要有关的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此作出进一步洋细的规定。

 

    三、和解程序中对担保物权规定的不足与完善建议

 

    和解程序作为企业破产法中与清算、重整相并列的三大程序,在实践中的运用率并不高,特别是在大型企业如上市公司的破产中极少适用。如,到目前我国近30家上市公司的破产,基本都采用了重整。和解制度的利用率不高,可能有很多因素促成,但至少从理论上看与和解程序中对担保物权规定的不完善有一定的关系。

 

    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五条和第九十七条规定,债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和解,并提出和解协议草案,和解协议的通过需由出席债权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的债权总额三分之二以上。但该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同时规定,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自人民法院裁定和解之日起可以行使权利。这条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使得和解难以成功。因为,按照该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和解协议仅对全体和解债权人有约束力,而和解债权。人指的是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无财产担保债权的人。在和解协议执行期间,和解债权人不得行使权利,只有在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和解债权人才可以按照和解协议规定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而和解协议对担保物权人没有约束力,在和解协议执行期间,担保债权人可以随时行使担保权。

 

    担保物权人行使担保权对和解的影响因两种情况的存在而有所不同:一是如果担保财产不属于破产企业的经营性财产,担保财产的变现不影响破产企业继续经营,则担保物权人担保权的行使并不影响和解程序的进行,也不影响其他债权人权利的实现。二是如果担保财产属于破产企业的经营性财产甚至关键的经营性财产,则担保物权人权利的行使将很可能导致破产企业无法继续经营,而和解协议的执行直接建立于破产企业的继续经营。因此,和解程序中对担保物权人权利行使过于宽松的规定,将导致和解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完成。和解制度对担保物权人权利的行使应当适当地限制,从而保障和解的成功率和有效性;同时,和解制度也应当赋予担保物权人对和解协议的表决权,使权利和义务相当,而不应将某些情况下对和解具有关键意义的担保物权人当作局外人。

 

    四、结语:利益平衡是破产法理应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

 

    企业破产法在现代社会被誉为市场经济宪法,它对于保护市场信用,维护市场秩序和保障市场的良好运行具有基础性意义。从破产法立法宗旨的演变看,破产法的价值目标越来越以社会为本位,越来越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并不能建立在牺牲任何一方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应当在各方利益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企业破产法对担保物权的规定,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这一理念,但贯彻得还不够,特别是在立法技术上现有的制度设计对于平衡担保物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还显得比较粗糙,不能实现制度设计的本来目的。因此,需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就破产程序中的担保权的平衡保护问题,作出科学、合理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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