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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限制委托人和解、调解条款之无效认定

2012-09-05   来源:中外民商裁判网sf1020   作者:玄玉宝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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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法官在面临保守思维的束缚下,大胆地选择突破,建立对律所限制和解、调解条款非正义性的确信,将委托人和解、调解之自主权置于优先位置。


    [裁判要旨]  律师限制委托人在诉讼中进行和解、调解,使委托人无法自主选择纠纷解决方式,难以对自身利益进行有效的权衡和取舍,是对委托人意思自治的干涉和对委托人权益的严重妨碍,具有内在的非正当性。同时,违背了委托代理关系所固有的忠实义务,剥夺了委托人作为纠纷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途径的最终权利,使律师与委托人的角色发生错位,违背律师的职业道德,也不符合减少纠纷、化解矛盾的社会公德,应根据公序良俗原则认定无效。

 

    [案情]

 

    原告:上海市弘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弘正律所)。
    被告: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船舶设计院)。

 

    2003年5月,被告因赔偿纠纷被案外人上海市黄浦区商业网点管理办公室(下称商业网点)诉至法院。被告与原告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由原告指派该所王律师代理被告应诉。2004年2月,在原有代理关系基础上,双方签订风险代理协议,协议约定以商业网点的起诉标的为计费基数,按照法院最终处理结果减少给付商业网点的数额占起诉标的额的比例计算不同的风险代理费率,如果完全不支付商业网点款项,则被告按商业网点起诉标的的15%支付原告风险代理费。协议另约定,被告如要调解、和解,需与原告协商一致,否则以案件起诉标的的15%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在案件审理中,被告几次向王律师提出拟接受的调解方案,王律师以方案不当为由拒绝。后被告在王律师未出面的情况下与商业网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按照调解达成的标的额及相关费率约定支付原告代理费125000元。原告认为被告应按照代理案件的诉讼标的总额209万元的15%支付代理费,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不足部分188000元及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延迟给付利息。

 

    [审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在与商业网点一案中,被告船舶设计院决定与对方调解系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原告作为诉讼代理人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供意见,但不应将自己的意思强加于人。被告船舶设计院在诉讼调解中处分的是自己与对方争议的利益,即使该处分的结果可能影响到原告的收费额,原告也无理由要求被告牺牲自己的利益承担更大的诉讼风险。本案法律服务合同中有关当事人调解需与代理人协商一致,否则赔偿代理人损失的条款,系对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侵犯。据此,一审判决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认为风险代理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应按约履行;且协议未禁止被告与对方当事人调解,一审法院认定协议相关条款侵犯原告处分权不能成立。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律师负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职业责任。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应促进纠纷解决,在调解、和解中发挥积极作用。如果律师为使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限制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其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在诉讼中自愿接受调解、和解,是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律师基于多收代理费的目的,通过与委托人约定相关条款限制委托人接受调解、和解,是对委托人诉讼权利的侵犯,并加重委托人的诉讼风险,不利于促进社会和谐,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据此,认定“船舶设计院如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需与弘正律所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代理费额补偿弘正律师所经济损失”条款无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一、先决问题:私法行为还是诉讼行为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弘正律所与委托人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中约定的“船舶设计院如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需与弘正律所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代理费额补偿弘正律师所经济损失”条款的效力问题。我们一般认为这是合同条款的效力审查问题,因而直接适用民法、合同法审理案件。然而,随着公法私法化趋势的发展和国外法学理论的引介,契约(合同)理论突破了传统私法领域,被运用到行政法、诉讼法等公法领域,产生了行政合同、诉讼契约等新的制度和理论。本案争议的限制和解、调解条款是对当事人在前一诉讼中有关事务的处理,涉及当事人有关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该约定属于单纯的私法行为抑或是诉讼行为,是关系到审查该条款如何适用法律的先决问题。所谓诉讼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因意思表示而发生诉讼法上效果的法律事实。以本案的争议条款为例,若其构成诉讼行为,则未经代理律师的同意,法院不应以调解结案。而实际上,此条款不能约束法院,因为法院不会因为此条款的存在而拒绝在律师出庭的情况下进行调解;也不会影响前一诉讼中当事人之间已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对方当事人亦不得以和解、调解未经律师同意为由主张协议无效。可见,虽然限制和解、调解条款设定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行为界限,但并不能在诉讼中约束法院和当事人,不能真正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因此,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限制和解、调解条款至少是无效的诉讼行为。将本案争议条款的法律性质界定为普通民事合同,适用民法、合同法审理本案应不存争议。

 

    二、和解、调解的意义及限制和解、调解的非正当性

 

    法律上的和解、调解,是针对各类法律关系所生争议的化解。从语义的角度看,和解强调纠纷当事人之间就法律争议经自愿协商而达成解决方案,侧重的是从结果上看当事人之间矛盾的化解。调解则强调第三方作为中间人对纠纷的当事人进行调和、劝解,是促成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它侧重从过程上说明第三方的劝解行为。如果暂且忽略形式上的差异,和解与调解本质上都是当事入之间达成解决法律纠纷的合意,就此而言,应当认为和解、调解是当事人对其纠纷的自力解决,是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及诉讼法中处分原则的体现。由于调解具有第三方参与的性质,调解主体以及调解程序的特殊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特别是在诉讼、仲裁等规范化的纠纷解决程序中,法律出于程序权威、效率等方面考虑,赋予这些调解协议类似判决(仲裁裁决)的效力。这既是公法对私法的强化,也是程序法对实体法的补充。对此,法律加强对法院调解的程序性约束,正是为了避免强制调解,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主。同时,法律确认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一方面是督促当事人自动履行义务,另一方面是为了在不自动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尽快实现当事人的期待权利,这样恰恰是对意思自治结果的保护。

 

    除了意思自治、行为自由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和解、调解的纠纷解决功能对于当事人乃至社会的重要意义。和解、调解与司法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习惯,有利于快速解决纠纷,节约社会成本;它以当事人的自愿协商为基础,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便于纠纷解决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而在社会政策面上,出于应对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和司法资源稀缺的考虑,和解、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日益受到重视,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取得很大进展。

 

    和解、调解是对纠纷当事人具有重要意义的行为自由。对和解、调解进行限制,是对他人意思自治的干涉,具有内在的非正当性。限制和解、调解会使当事人无法自主选择纠纷解决方式,难以对自身利益进行有效的权衡和取舍,是对他人权益的严重妨碍。因此,尽管限制和解、调解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是行为人自愿接受限制,但承认其效力将对当事人造成严重不利,也与鼓励和解、调解的司法政策相违背。

 

    三、限制和解、调解条款是对委托代理关系的违背

 

    本案当事人进行和解、调解的权利并非只能由本人行使,法定代理人及委托代理人出于维护当事人利益的目的,在法律或合同授权下均可行使该项权利。但本案所争议的限制和解、调解条款显然不是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而是为了规避因当事人和解、调解而导致律师费减少的风险。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受托人对委托人担负着信义义务,包括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其中忠实义务是指代理人应始终为了委托人的合法利益而工作,遇到利益冲突时应将委托人的利益置于优先位置。设置本案争议条款是代理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限制委托人的权利,与代理人的忠实义务发生冲突,限制条款的正当性就要受到质疑。同时,委托人将进行和解、调解的权利授予代理律师,其目的是运用律师专业知识维护其权益,委托人享有随时撤销授权的权利,如何行使包括和解、调解在内的各项权利的最终决定者是委托人。根据本案限制和解、调解条款的规定,委托人有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情形需与律所协商一致,实质上剥夺了委托人作为纠纷当事人如何选择纠纷解决途径的最终权利,使律师与委托人的角色发生错位,这种违背基本权利格局的情形应予否定。此外,虽然《律师职业行为规范(试行)》规定律师进行风险代理时应当在收费协议中明确和解、调解或审判不同结果对计付费用的影响,但不能直接证实限制和解、调解条款的合法性,因为律师可以与当事人约定和解、调解时的收费标准作为替代手段而不去剥夺委托人的最终决定权。

 

    由此可见,限制和解、调解条款导致了代理律师对委托人权利的实质限制,这一限制的目的却是维护代理律师的自身利益。这种权利配置与委托代理关系背道而驰,不具有正当性。特别是在发生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冲突时,该限制条款极可能被律师用来否决当事人之间正当的和解、调解,不仅违背律师的职业道德,也不符合减少纠纷、化解矛盾的社会公德。根据公序良俗原则,我们应对律师限制委托人和解、调解条款持否定态度,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认定其无效。

 

    四、能动司法理念下的价值选择

 

    在司法能动的观念下,“司法活动应超越单一的法律思维,而应综合、统筹、全面地分析和考量对象所关涉的各种因素,合理平衡各种诉求和利益关系,恰当解决各种规则及价值的冲突”。争议条款规定委托人进行和解、调解须以律所的同意为前提,并赋予律所在委托人违约进行和解、调解时向委托人请求违约赔偿的权利。表面上看,这一条款设置了律所的权利与委托人的义务,但实际上,该条款所设定的委托人义务是对委托人自主进行和解、调解之权利的限制性安排。本案争议反映了律所的合同权利与委托人和解、调解自主权之间的冲突,法官认定争议条款有效或无效的实质则是确认谁的权利具有优先性,哪一项权利更值得或更需要保护。

 

    本案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法官在面临保守思维的束缚下,大胆地选择突破,建立对律所限制和解、调解条款非正义性的确信,将委托人和解、调解之自主权置于优先位置。我们认为这一选择的合理性在于:其一,在纠纷解决程序中,当事人的权利与代理律师的权利相比具有原生性和根本性,应予优先保护。其二,和解、调解之实现涉及当事人的权益处分与纠纷解决,属于法定权利,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而本案中的合同权利对律师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

 

    此外,选择认定限制和解、调解条款无效是对律师行为的必要规范和对风险代理的合理引导。律师(律所)既是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营利者,也是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中介者,如何协调律师的个人利益与社会职责是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重要课题。现实中存在某些为谋求律师个人利益而使当事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形,对律师行为的合理引导和必要规范是完善法治建设不可缺少的一环。我国目前虽允许律师风险代理,但实践操作没有行为标准,使得风险代理制度的优势不能真正发挥,缺点不能有效避免,有必要进行合理地引导和规范。因此,选择认定限制和解、调解条款无效将使本案的影响超出个案范围,将对律师行为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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