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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重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造与完善

2012-08-02   来源:中外民商裁判网   作者:林振通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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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解读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现行法律规定之不足出发,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缺陷进行理性反思和对域外民事再审制度进行考察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完善重构的具体设想。

  
    论文提要: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错误裁判的出现和存在是必然的。错误的裁判必然有损社会公平正义,这就需要设立一种监督与制约机制,保证审判权的合理运行,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因此,一种特殊的纠错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制度应运而生。然而,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和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从理念到制度切实暴露出许多弊端和缺陷,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改造和完善。本文从解读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现行法律规定之不足出发,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缺陷进行理性反思和对域外民事再审制度进行考察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完善重构的具体设想。

 

    关键词:民事审判  再审程序 缺陷改造 重构设想

 

    前 言

 

 

    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法官裁判可能出现裁判不当、司法不公的情况。换言之,错误裁判的出现和存在,是古今中外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必然现象。而错误的裁判必然有损社会公平正义,这就需要设立一种监督与制约机制,保证审判权的合理运行,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因此,作为特殊的纠错程序的审判监督程序制度应运而生。现实的司法实践证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项不可或缺的特殊救济程序,对保障民事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纠正错误裁判,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等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从理念到制度暴露出许多弊端和缺陷,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改造和完善。

 

    一、解读: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法律规定之不足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共有14条,除第186条是审理民事再审案件适用程序的规定外,其它均是对再审案件提起的主体、条件和方式的规定。同时,这些规定过于原则,有的条款内容含混不清,条款之间前后不相呼应等。具体表现在:1、依职权启动再审的案件范围均笼统规定为发现“确有错误”,并没有列举具体的情形,如何认定裁判“确有错误”没有具体可操作性的标准;2、第186条规定过于抽象,也不够科学,实际可操作性不强。该条只明确了是适用一审,还是适用二审程序的问题。再审案件与一审案件在受理条件、当事人所处的诉讼地位及争议的范围等方面是有明显区别的。如再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提出撤回再审的申请,在程序上怎样处理?在一般共同诉讼的再审案件诉讼中,非再审申请人不到庭,是否也按撤诉和缺席判决处理?仅因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提起再审的,是否可以采取书面审理后径行裁判?所有这些均没有作出规定违背了审判程序的法定性原则;3.案外人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的地位难以界定。《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但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时,案外人是否可以参加诉讼?其在诉讼中处于什么地位?现行《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以上诸多程序问题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凸显法律规定之不足。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不仅应当明确对再审案件提起的条件、期限、管辖作出规定,而且应当根据再审案件的特点对具体的开庭审理程序等作出全面具体的规定。

 

    二、反思: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之缺陷

 

    (一)再审指导思想与现代司法理念存在冲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国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贯彻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原则,但将这一哲学原则直接应用到民事再审的法律制度中,而不考虑民事诉讼的自身特点,则必然违背法律运行规律,与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相冲突。首先,“实事求是”中的“实事”是指客观事实,而案件中的“实事”是指法律事实。民事诉讼制度在现代多元化社会中的价值也是多元的,人们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也追求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追求程序利益和程序安定。民事诉讼活动是对已经时过境迁的事件进行证明并作出判断的一个过程。按照法律程序彻底、完整地重现案件“原貌”虽然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但是,诉讼活动要受到一定的时间、空间、证明方法、主体的认识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可能无止境地探求“客观真实”,否则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将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这与民事诉讼息纷止争、稳定民事法律关系原则相背离。其次,“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有悖于司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终局性的判决一旦确定后,就具有既判力,当事人及法院都要受其拘束,不得就该判决的内容另行争议与裁判,后诉法院不能作出与前诉判决相矛盾的判决。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法院而言就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存在错误都应主动予以纠正。这种随意推翻终局裁判的结果,使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遭到破坏。[1]

 

    (二)审判监督权的扩张违背了私法自治原则

 

    依据私法自治原则和法律对诉权、处分权的规定,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国家不但不得随意干预,而且还要保障当事人行使这种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和检察院享有充分的启动再审的权力,而且没有时间限制,这就必然导致审判监督权的扩张。在没有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况下,法院自己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改变已生效的判决,这不仅破坏了判决的既判力,损害了司法权威,而且悖离了私法自治原则,侵犯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样,检察院主动提起抗诉启动再审程序,也侵害了当事人的处分权,而且也与现代程序公正价值理念发生冲突。

 

    (三)再审条件及标准宽泛不利于再审案件范围的界定

 

    1.“确有错误”规定内涵模糊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但“确有错误”的内涵与标准是什么?究竟由谁来评判和如何认定裁判“确有错误”?《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没有作出规定,给随意启动再审程序预留了极大的空间,造成司法实践中随意启动再审程序问题普遍存在。

 

    2.民事再审新证据理解认定困惑

 

    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追求客观真实和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现行民事诉讼相关立法对“新的证据”的范围界定过于笼统和模糊,司法解释相互之间规定不一或存在冲突,对民事再审新证据的形式要件、主观要件和实质要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导致法官解读和实务认定困惑,而且可能导致证据随时提出倾向加剧,并动摇举证时限制度,不利于法官对诉讼程序的控制与管理,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同时,这也造成法院在启动再审程序时无法遵循统一的标准,从而影响法律的统—性和严肃性。

 

    3.检察院再审抗诉案件范围过大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检察院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相同,不仅包括实体问题,也包括程序问题,再审抗诉案件范围极大,而且,法律对该抗诉权行使的具体程序也未规定。

 

    (四)执行救济与审判监督程序混淆不利于对案外人权益的保护

 

    《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规定将执行救济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相混淆。审判监督程序是对错误的裁判的纠错程序,而执行救济针对的是执行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两者在目的、功能、内容等方面均有不同。以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案外人异议的可能优势在于,既解决了案外人对于执行标的的实体争议,同时又能一并纠正原裁判中的错误。但事实上,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一并处理案外人异议问题很难凸显程序的效率和效益,相反,这种做法遗留了两大问题:1.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方式模糊、复杂。《民事诉讼法》对执行救济制度中如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没有直接的规定。通常情况下,无论以何种方式启动审监程序,最初均离不开当事人的申请或申诉。但不难发现,就案外人异议的情况而言,当事人根本不可能主动申请再审。至于案外人,因为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无权就原裁判直接申请再审;2.案外人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的诉讼地位无法确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决定再审后,案外人一般都没有参加诉讼。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因为案外人对再审案件涉及的标的物享有独立的实体权利请求权,不允许其参加诉讼,其实体利益以及程序利益均难以保障。[2]

 

    三、借鉴:域外民事再审制度之考察[3]

 

    为了保障司法在正确性基础上获得充分的正当性,各国都设置了“消防通道”和“紧急出口”,以便对无法避免的司法错误进行事后补救。然而,这些非常救济渠道在设置技术上都遵循了这样一个共同理念:即以条件严苛、界限明确的法律适用规范将非常救济控制在“极端例外”的范围之内,使之真正成为备而不用的“消防设施”。当正确性目标与终局性目标发生冲突而妨碍审级制度的基本功能时,大多数国家宁可牺牲个案的正确性,也要确保全局的终局性。两大法系的民事再审制度各有不同,现以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为代表考察如下:

 

  (一)美国民事再审制度

 

  在美国各级诉讼中都有纠正司法错误的程序和相应规则。这里主要介绍以下二种再审救济制度:1、要求重新审判的动议。败诉方在正式上诉前用于对抗法院判决的最后途径是《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9条规定的“要求重新审判的动议”,法院可以自行或自主地命令重新审判。该规则第59条规定,可以基于以下两项理由获得重新审判:一是在作出裁决的程序中存在错误。这种错误可以是错误地采纳了一个不可采的证据,或不适当的陪审团指示;二是尽管程序是正确的,但是裁决却与“证据的优势分量相反”。在命令进行重新审判时,审判法官将决定由另一个陪审团来提供司法服务。当存在新发现的证据,并且陪审团的裁决看起来是过分的,且显示是在受到激情或情绪的影响下而非基于证据作出时,法院会重新审判。如果裁决存在某些错误或不公平,那么审判法官也可以命令重新审判。2、对终局判决可以有条件的主张无效。在美国,判决是对所涉法律争议的最终决定,是一项普遍的法律原则,即使判决所揭示的证据证明确有错误并因此而不公正,其有效的判决仍然具有终局性。但在严格的情形下,当事人对终局判决可以有条件的主张无效,但必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是作出判决的法院不具有管辖权;二是诉讼中有欺诈行为。如对法官或陪审团的贿赂或诉讼过程中存在对明知伪造证据的故意使用。主张判决无效,既可向原审法院提出,也可向其他法院提出,因为获得判决的一方当事人可能寻求在另一法院执行判决。

 

    美国还有其他一些纠正司法错误的程序,如初审中用以纠正陪审团裁判错误的重开诉讼,上诉程序中申请满席法庭重新审判,联邦最高法院终审判决被国会撤消等。

 

  (二)德国民事再审制度

 

  《德国民事诉讼法》把再审分为两种形式,即取消之诉与回复原状之诉。这两种诉讼都以推翻已确定的判决,请求对原诉讼案件重新审判为目的,在性质上相同,其起诉与审理的程序也相同,同属于“再审之诉”。其不同之处在于,取消之诉是以原审判违背程序上的规定为理由,回复原状之诉是以原审判损害当事人实体上的权利为理由。《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79条第1款规定,在下列各种情形,可以提起取消之诉:1、为判决的法院不是依法律组成的;2、依法不得执行法官职务的法官参与裁判,但主张此种回避原因而提出回避申请或上诉,未经准许的除外;3、法官应有偏颇之虞应行回避,并且回避申请已经宣告有理由,而该法官仍参与裁判;4、当事人一方在诉讼中未经合法代理,但当事人对于诉讼进行应明示或默示地承认的除外。上述这四点都是关于程序上的问题。而第580条规定提起回复原状之诉理由中所列七点都属于“本案审理”的问题,是决定诉有无理由的问题。

 

    (三)法国民事再审制度

 

    法国对有重大瑕疵的判决进行补救的程序叫“非常上诉途径”。在法国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经非常途径提起上诉以及在上诉期限并不中止原判决的执行。非常上诉途径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适用。《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非常上诉途径有三种:即再审之诉、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第三人异议。其再审之诉是指请求法院撤销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而对案件在法律和事实上进行重新裁判的一种非常救济程序。在法国,再审之诉属于诉的一种,而且提起再审之诉的人只能是当事人,其他人不能提起再审之诉,并规定了严格的提起再审之诉的理由:1、原判决作出以后,发现该判决是由于一方当事人欺诈所致;2、原判决作出后,发现由于一方当事人所为,一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文件、字据被扣留而未经提出;3、判决是以其作出后经认定或者裁判宣告属于伪造的假证明、假证言、假宣誓为依据。

 

    (四)日本民事再审制度  

 


    《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在确定的终局判决存在特别重大并且对当事人有严重瑕疵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再审之诉提出不服声明。规定了只要存在下列事由之一,当事人就可以提起再审之诉:1、判决是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组成的法庭作出的;2、根据法律规定不能参与判决的法官参与判决;3、对法定代理权、诉讼代理权或代理人为诉讼行为欠缺必要授权的;4、参与判决的法官,犯有与案件有关职务上的犯罪的;5、根据他人在刑事上应惩罚的行为而自认或妨碍提出可以影响判决的攻击或防御方法的;6、作为判决证据的文字或其他物件是经过伪造或变造的;7、以证人、鉴定人、翻译或经宣誓的当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的虚伪陈述作为判决的证据的;8、作为判决基础的民事或刑事判决以及其他的裁判或行政处分,根据其后的裁判或行政处分而变更的;9、对于能影响判决的重要事项遗漏判断的;10、声明不服的判决,与此前确定的判决相抵触的。

 

  从以上国家的法律对瑕疵判决的救济程序来看,具有如下明显的特点:第一,启动救济程序的理由通常是法律上的问题,一般而言,判决确定后,当事人发现新证据,并不能随意推翻原判决;第二,启动救济程序通常是由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而启动;第三,没有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法院本身不会对有瑕疵的终局判决进行再审而撤销;第四,再审的范围是以当事人提起再审时所声明不服或错误的部分为限,法院不作全面审查。

 

    四、改造: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完善重构之设想

 

    (一)重塑民事再审制度的指导思想

 

    我国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过分强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启主体多元并存,其直接后果是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遭到破坏,法的安定性荡然无存,不仅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也无法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诉讼的公正和效率更是无从谈起。作为诉讼程序,它所追求的是程序上的正义和法律上的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如果诉讼程序以追求客观真实作为目标,那么很多纠纷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再审程序除了诉讼程序的一般特征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再审的对象是生效的裁判,由于已经生效的裁判确定的事实是经过一、二程序后确定的“法律真实”,是一、二审程序独立价值的体现。[4]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诉讼中所再现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事实。审判上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事实,而不可能是真实的事实”[5]。因此,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要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一般原则为指导,但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和关注国民诉讼能力现状,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兼顾实体公正与程序安定两者契合兼容的前提下进行理性的价值平衡考量。同时,既要立足根植本土司法文化土壤,又要顺应现代司法理念,将其置于整体的诉讼制度框架下来考量,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之间,在公正与效率之间统筹兼顾,寻找平衡的结合点,使现有民事诉讼制度内在协调统一,使案件所确认的法律真实尽可能接近客观真实,使举证时限所体现出的程序正义与再审新证据所体现出的实体正义和谐共存,兼顾共融。因此,应以“实体公正,程序正义”作为民事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并将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为民事再审程序。按“程序正义”的要求,应坚持再审的补充性。所谓再审的补充性,是指如果存在以再审之诉之外的方法申请不服的可能,应当首先利用该方法,而不可以利用再审。[6]换言之,“生效裁判中即使存在符合再审理由的瑕疵,当事人已经通过上诉主张了该理由的,或者明知该事由的存在而不主张的不许以此为由提出再审之诉。”[7]民事再审程序的补充性,衍生于民事诉讼失权制度和程序时限性要求,决定于民事再审程序在诉讼救济体系中的定位,注重于再审程序只是辅助正常审级程序纠正裁判瑕疵的特殊救济程序,是裁判公正性的最后保障。

 

    (二)改造公权力介入民事再审程序

 

    1.取消法院再审决定权

 

    法院在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应当是处于中立的裁判者地位。《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一规定确定了我国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基于当事人的处分权,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当事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行使起诉、撤诉、上诉等诉权,而不受到公权的干预。同理,由于民事再审的主要宗旨同样是解决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因此民事再审程序也应根据当事人是否提出申请而决定是否提起,而将法院、检察院主动发动再审的权力进行严格限制。[8]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应坚持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处分原则,诉讼的提起、进行、终结及诉讼中具体权利的的支配和处分,都应当是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国家不得过多地干涉平等主体之间本已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破坏私法的自治原则。因此,在再审程序重构时应取消法院启动再审决定权。

 

    2.限制检察院再审抗诉权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提起审判监督既可以依案件实体方面的错误提起抗诉,也可以依程序方面的错误而提起抗诉,范围非常广泛,有必要加以限制,以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权,维护司法权威。笔者认为,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的案件的范围应限定在涉及公法秩序的情形,即:(一)裁判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案外人)利益的;(二)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出现上述情形时,检察院在没有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的情况下也可以主动提起再审抗诉,以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

 

    (三)建立民事再审之诉制度

 

    诉权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在诉讼上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基础,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是法院启动审判程序的前提和基础。以当事人再审诉权作为制度的主要权利基础,重塑民事再审制度结构的思路,早已成为诉讼法学界的共识。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基本确立了再审之诉的制度框架和程序模式。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再审之诉进行构建:[9]

 

    1、再审之诉当事人

 

    再审之诉的原告应当是受生效裁判效力拘束并对请求撤销该生效裁判具有不服利益的人,通常情况下为终审裁判中败诉的一方当事人。根据生效裁判获得全部胜诉的当事人,对再审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不能成为再审之诉的原告。未经上诉或者上诉被驳回又以相同理由提出再审之诉的当事人不具有再审利益,不能成为再审之诉的原告。再审之诉的被告应当是生效终审裁判中胜诉的相对方。此外,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案件当事人的,可以成为再审当事人。

 

    2、再审之诉起诉的条件

 

    允许再审就意味着允许有条件地对既判力提出挑战,作为一种例外规定,其适用应该慎之又慎。因此,再审之诉的起诉条件(理由)应严格设定,避免再审之诉的入口过大,以维护法的安定性。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14项理由并适当加以改造后作为再审之诉提起的条件,同时,再审之诉起诉应在生效终审裁判作出后的二年内提出。

 

    3、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

 

    再审之诉作为一个独立之诉,必然要求有明确的涉诉标的。对于如何确定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国内外学说和判例均有不同的主张和规定。主张再审之诉有两个诉讼标的的学说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传统理论中的通说。我国学者对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的认识大多倾向于一元说。如张卫平教授认为:“当事人的基本诉求并不是寻求撤销原判决,而是通过撤销原判决,最终实现自己权利救济。因此要求法院对原诉讼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审理裁判才是再审之诉的涉诉标的。”[10]笔者倾向同意该观点。

 

    4、再审之诉的管辖

 

    再审之诉应由作出生效终审裁判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宜。理由如下:有利于发现原裁判存在的错误,有利于提升当事人对再审裁判的信任感,提高服判息诉率,减少涉诉信访,提升司法公信力。

 

    5、再审之诉的审理程序

 

    再审之诉的审理程序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立案审查阶段。主要审查起诉主体是否适格,是否符合法定起诉理由和条件,是否属受理法院管辖等。第二、再审事由合法性审查阶段。主要审查法定再审事由是否存在以及与被声明不服的原裁判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如果审查后认为再审理由不存在则应当裁定驳回再审起诉,如果再审理由成立,则应作出再审裁定。此阶段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进行审理。第三、再审审理阶段。主要是对被声明不服的原裁判进行重新审理并作出裁判。

 

    (四)合理界定民事再审新证据

 

    有条件允许新发现的证据作为再审事由,并通过对新证据进行再审重新确定案件事实,无疑是对举证时限制度的适度矫正,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和有益的制度安排。因此,应在实体公正与程序安定相互平衡契合的视野下,对民事再审新证据进行合理界定。笔者认为,民事再审新证据除了应当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外,还应具备民事再审新证据的形式要件、主观要件和实质要件。

 

    1.民事再审新证据的形式要件——崭新性

 

    形式要件又称时间要件,即要求民事再审新证据具有崭新性或新鲜性。这就是从时间标准上界定再审新证据,具体界定如下:(1)证据提出时间。申请人应在提出再审申请时提出再审新证据,而且应当在裁判生效后二年内提出;(2)证据的生成时间。证据的生成时间明确为在提起再审申请之前生成,包括“新发现”和“新出现”。

 

    2.民事再审新证据的主观要件——不可归责性

 

    主观要件又称原因要件,是指对于再审新证据未能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发现并提出,是否属于可以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的要求,只将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当事人逾期提供的证据排除在再审“新的证据”之外,让其合法权益因自己的较大过错而使该证据失权而得不到法律的救济,同时让那些仅因当事人轻微过错而未能举证的证据能够进入再审救济程序。

 

    3.民事再审新证据的实质要件——显著性

 

    实质要件是指再审新证据必须与原诉具有特定关联关系,能够用于证明原审裁判存在错误。其具体属性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1](1)再审新证据具有明确性。再审新证据应当具有相当程度的证明力,学理上将其称为再审新证据的明确性。如果再审新证据仅仅满足具有崭新性要求,且在原审未发现并提出是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但其证明力尚不足以动摇原生效裁判时,不具有再审新证据的作用,仍不能启动再审程序。(2)再审新证据与原审之诉具有不可分性。如果新证据与原审之诉具有可分性,应当另行起诉处理,不得启动再审程序。因此,对再审新证据的审查认定,应当以原审诉讼请求为限。

 

    此外,在民事再审程序重构时,应将执行救济程序与再审程序分离开来,以利于对案外人权益的及时保护,提高诉讼效率,凸显法律程序的价值功能。

 

    结语

 

    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确立,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受到主体自身认识能力和外部客观条件的制约,认识的过程既是发现真理的过程,也是纠正错误的过程。由于民事诉讼要受到证据规则、诉讼期限等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导致已经生效的裁判可能存在错误。如果生效裁判的错误得不到纠正,势必违背诉讼公正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诉讼不可能无休止地进行,如果任意对同一案件频繁重新启动审判程序,势必损害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诉讼的效率也将降低,不利于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如果一味追求案件实体真实,就会牺牲程序正义。在再审程序中既要考虑纠错的必要性,也要考虑纠错的可能性。[12]因此,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造重构时,要协调解决好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与裁判的公正性之间的冲突。“虽然纠正裁判错误的任务应当主要由普通救济程序承担,但司法实践中,再审案件与二审案件的比率远高于一审判决上诉率,再审程序的频繁启动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13]为了维护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衡平法律程序的安定性与裁判的正确性之间的价值冲突,应坚持再审程序的补充性,不得随意启动再审程序。

 

 

注释:

[1] 参见刘乔发:《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反思与改革》,载《北海海事法院网》,于2012年5月23日访问。
[2]  参见刘学在、朱建敏:《案外人异议制度的废弃与执行异议之诉的构建》,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6期,第135-136页。
[3]此节论述参考宋华东:《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再审视》(载http://www.studa.net/sifazhidu/061111/10164765.html,于2012年5月18日访问)和刘乔发:《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反思与改革》。
[4] 参见田涛、兰平:《重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我见》,载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6900/174/2003/11/zh8583026341711300233920_61408.htm,于2012年5月18日访问。
[5]  徐国栋:《论我国民法典的认识基础》,载《当代法学》1992年第6期。
[6] [日] 加波真一:《再审原理与诉讼再审理的法理》,载《民诉杂志》1990年版,第200页。
[7] 张丽霞:《民事涉诉信访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213页。
[8] 参见未锋:《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研究》,载http://www.hicourt.gov.cn/theory/artilce_list.asp?id=6183&l_class=4,于2012年5月25日访问。
[9] 参考张丽霞:《民事涉诉信访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220-223页。
[10] 张卫平:《民事再审:基础置换与制度重建》,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
[11]  参见储敏:《民事再审新证据探析》,载《江淮论坛》2005年第1期。
[12] 参见宋华东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再审视》,载http://www.studa.net/sifazhidu/061111/10164765.html,于2012年5月25日访问。
[13] 张丽霞:《民事涉诉信访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211页。

 

 

作者单位: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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