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民商裁判网

当前位置:  主页 > 裁判杂谈 > 正文

法官言论与公正审判

2012-05-31   来源:中外民商裁判网   作者:韩红俊   浏览次数:
分享到:
公正审判的核心乃是强调法官中立,无论法官在职务内、外从事活动时,都必须保持对其独立性的信赖不受损害,法官应该承担比其他公务员更高标准的司法伦理。法官言论自由与公平审判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司法权区别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最本质特点是强调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的干涉。公正审判的核心乃是强调法官中立,无论法官在职务内、外从事活动时,都必须保持对其独立性的信赖不受损害,法官应该承担比其他公务员更高标准的司法伦理。法官言论自由与公平审判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法官言论自由限制的内涵

 

    从言论自由是人类的个性在社会中最直接的表达观点来看,它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是其他所有各种自由不可或缺的条件,但仍然能基于保护其他法益的需要而加以限制。为确保人们对法官独立性的信赖,法官必须接受对其公民权利的某些限制。联合国大会在其“司法独立基本原则”中指出:根据人权宣言,司法机构成员像其他公民一样享受言论、信仰、结社、集会自由的权利。但是,法官在行使上述权利时应该注意方式,要能够维护司法尊严、司法公正性和独立性。

 

    (一)法官不应就已系属或将系属于法院的案件进行评论,致使可能合理地被认为影响诉讼结果或损害审判公正

 

    已系属,是指案件已经正式进入法院审判程序;将系属,是指虽还未提起诉讼,但是提起诉讼已经可预期。每个人有权利得到一个公平的审判,而不应该根据其行为真相在审判前对其作出具有偏见的结论。如果允许法官对自己审理或即将审理的案件公开发表评论,可能导致法官在今后的庭审中无视案情或证据的发展程度,不敢违背自己已经发表过的言论,以避免自己丧失信用或导致尴尬;或忽视对其不同看法的反对意见,致使庭审流于形式。即使并非自己审理的案件,法官公开评论案情,也易使承办案件的法官受到压力及减损司法公信力,人们希望审判案件的法官是一个公平的仲裁者,权威的司法必须以裁判者的中立为前提。但这一规定并不禁止法官基于职权所作的公开评论或基于公众对信息的需要而对法院程序公共资讯的解释。

 

    (二)法官不应对其他法官的工作发表评论

 

    在任的法官无论是法庭内外都不应该就其他在任的法官或者他们的工作发表评论。法官在履行司法职务时,当他在判决某一案件时与其他法官有不同意见,应该能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如果法官利用公开发表看法的方式来争取公众对其法律立场的支持可能会造成批评其他法官的印象导致法官之间关系的紧张。不仅要限制在职的法官对其他在职法官的评论,而且还要限制退休了的法官对其他仍然在职的法官进行评论。法官也不应该使用诽谤的语言对已经去世的同辈法官进行评论。司法权威是以裁判者的学识和人格魅力为内涵的,法官之间表达相反的见解会引起争议,从而影响公众对司法机制的信任。

 

    (三)法官不应参与争议性政治问题的讨论

 

    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机构为其独立性感到自豪。这种独立性长期以来一直是法官与政治家之间的一种默契。政治家通常不会干涉法官的工作,法官也严格在其权限范围内行事。法官避免对政治性问题的公开评论换取了司法独立性。美国最高法院以所提出的问题不适于司法裁定为由,有意而且持续不断地回避宪法规定中的很多内容,并要求进入法院的政治案件要具备可司法性。德国著名宪法学者施密特(Karl Schmiit)指出:“司法如果介入政治,非但对政治一无所获,反而会使司法全盘皆输。”法官在就某一政治问题或诉讼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发表看法时,会将自己卷入到冲突中,可能会减损对其公正执法的信心或者导致法官不必要地成为政治攻击目标,损害司法尊严。司法的本质是依法裁断,无惧无偏。因此,法官必须避免就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表立场鲜明的看法。如果法官在法庭发表对于政策的批评意见,不但会损耗司法公正的声誉,而且非常容易导致法官背离伸张正义的职责。

 

    (四)法官不应回应对判决的公开批评

 

    每个公民都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可以公开表达自己对于司法判决的意见。对于司法系统个别司法意见和法官的批评是一个强有力的纠错武器,有助于维护司法行为的标准。司法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法官受到的关注越多,受到的批评也愈多。各国均要求法官应保持高度的自制,倡议“保持沉默的习惯,才能产生好法官”的观念。强调法官无论在法庭内外,均不应回应任何对于判决的公开批评,也不应向媒体表达对司法判决的不同意见,尤其重要的是,法官不应讨论具体个案。沉默及对职务的坚定信心才是对不负责任的批评的最好答案。法官对批评进行回应,会被人视为出于私利或因为缺乏可信度而采取辩护态势,会有损司法的尊严;如果法官的评论包含着对未决诉讼的潜在反应,会对诉讼人产生不必要的影响;不合适的回应会鼓励那些想通过胁迫来控制司法体系的人,削弱致力于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上进行判决的司法体系的独立性。

 

    二、法官言论自由受限的溯源

 

    法官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的职业伦理观念,并非是普世的绝对价值,而是在长期的司法演变历程中逐渐形成的对法官角色的共同期待。

 

    (一)英国法官言论自由受限的确立

 

    在英国法律传统里,宗教与法律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司法仪式也具有宗教般的神圣色彩。作为法官,他们一旦穿上庄严的丝袍,是以神秘权威的形象出现的,至少就自然而然地被涂上一抹神圣的色彩。对法官角色的认知类似于君权神授的敬畏。1976年,英国法学家William Blackstone认为,法官不能被质疑,因为法律不会假设已经宣誓公正执法的法官会有任何偏颇的可能,而法官的权威正是依赖上述前提。这种主观上对法官人格的完全信赖,是基于客观的宣誓仪式使法官获得神授的权柄,社会大众不敢也不会怀疑法官的公正性。也就是说,法官的地位如同宗教神坛上的祭司,负责将上帝的旨意传达到人间,因此,“法官不语”就是天机不可泄露。

 

    200多年后,司法权威的确立,在观念上,从不可挑战的君权神授演变为强调程序公平的对抗式诉讼;从服饰上,在民事案件中,法官也可以不再戴被神化的假发。为了保障司法公正,法院首先必须确认所有可能造成法官偏颇的因素,然后调查上述因素是否会导致公正及知情的旁观者认为法官确有偏颇的可能或危险,当两项命题相符时,即为偏颇。基于从对法官人格的绝对信赖演变为对法官公正审判的相对期待,2002年英国开始起草法官行为指引(Guide to Judicial Conduct),经法官的行为予以规范化,并在2004年正式通过,此时距美国最早的司法伦理规范已晚了将近80年之久。法官不语的本质也从神圣崇拜演变为公平审判。

 

    (二)美国法官言论自由受限的确立

 

    从英美法审判实务的经验来看,“法官不语”伦理规范的确立是陪审团审判制度下所伴随的副产品。在英美法的历史背景下,陪审团是为反抗殖民地政府的压迫所设,因此,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明确规定刑事被告经过公正陪审团判决才能定罪。早期美国选择陪审员的标准是以与双方当事人熟识为优先。陪审员都是普通民众,说明陪审员与当事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目的是为了保护被告免于贪污或偏颇的检察官的控诉、非中立的法官对于法律的任意解释以及不合情理的恣意的法律的适用。基于设置陪审团主要是为了反抗统治者的司法压迫,设立“法官不语”的规范就合情合理。同时,在陪审团审判制度下,因为陪审团的成员都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法官对诉讼程序的进行和陪审团讨论的指示居于关键性的地位,为了避免法官已有的意见不当干扰或引导陪审团的认定结果,因此,要求法官遵守“法官不语”的伦理规范,禁止评论已经系属或将系属的案件,确有必要。

 

    (三)德国法官言论自由受限的确立

 

    德国法官言论自由受限从其立法沿革而言,主要针对的是法官的政治活动。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前,Art 130 Ⅱ明文保障公务员的政治信念自由和结社自由。公务员不仅可以有任意的政治信念,而且可以通过文字与行为来表达政治信念。在纳粹统治时期,为了加强对司法的控制,有计划的教导法官必须赞同国家社会主义以及与此相配合的法思想。因此,法官从事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活动是受到鼓励,而非限制的。二次大战德国战败,基于对纳粹经验的反省,司法非政治化的呼声高涨。1958年,联邦政府提出的《德国法官法草案》第38条对法官从事政党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由于政治活动只是侵害法官独立性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因此《德国法官法》第39条规定,法官原则上如其他公民一般,享有政治活动自由,可以于职务外发表言论,但必须节制与保守,以维护其独立性不受损害。

 

    司法制度因法律体系、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国情需求等因素具有诸多差异性,因此各国确立法官言论自由受限的理由也各不相同,对于法官言论自由受限范围的解释宽松有别。和英美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判权由专业法官主导,受到不当影响的可能性比陪审员受到法官意见干扰的可能性要低,对公平审判面临危险的感受程度不同,反映在对法官言论自由的限制上也相对缓和。

 

    三、法官言论自由受限的理论思辨

 

    法官言论自由受限的直接原因存在着诸多差别,但都是为了通过保障法官的独立性,维护司法公信力,达到公平审判的目的。有别于对法官言论自由受限伦理规范的普遍一致看法,有学者主张法官,公开评论案件,从法治教育、亲和效果和形象提升等角度评估,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

 

    (一)提高司法公信力是法官言论自由受限的理论基础

 

    法官对正在审理或将进行审理的案件进行公开评论,会让人认为法官先人为主、未审先判,使庭审流于形式,当事人不能实质性的参与到诉讼中来,无论诉讼的结果如何,当事人和社会公众都难以接受,判决的终局性和权威性难以得到维护,因此,承办或可能承办案件的法官应该考虑自己的意见可能造成的偏颇或预断的危险。对不属于自己审理的案件进行公开评论,要考虑到可能会对承办案件的法官造成的压力;如果对其他法官已经审理的案件进行公开评论,会削弱其他法官的权威性,在批评者为上级法院法官时,还可能导致以上压下,影响正在由下级法院平起子坐的法官处理的案件的公正与独立,也影响将来可能发生的上诉审或再审程序的独立与公正,法官之间不同的见解对会构成对司法公信力的考量,影响公众对司法机制的信任。法官不应针对媒体的批评进行回应,因为法官的判决应该是体系完整的法律逻辑解释,没有必要再补充解释判决理由,即使是法官在履行其司法职务的过程中所作的评论也有可能会使法官成为公众批评的焦点人物,减损司法公信力。法官不应参与有争议政治问题的公开评论,其理由是这可能会造成法官偏袒一方的印象,法官只有坚持司法行为的基本要求:不偏袒、程序公正、追求法律公平且接受公众批评,法官才能赢得他所服务的人民的信心,提升司法公信力。

 

    (二)对法官言论自由受限的理论质疑

 

    尽管有上述原因限制法官言论自由,但仍有人质疑法官言论自由受限的伦理规范。主要理由如下。首先,对法官的人格信赖向专业信赖转化。早期农业社会为主,生活形式简单,法官与辖区内的人民彼此熟识,判决结果较易依据法官个人权威赢得信赖。随着科技与社会的进步,纷争复杂化和法律的专业化使得法官成为不同价值冲突调和的中心,专业上的权威是裁判品质的基础,提高法官专业素质才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础。其次,不符合权力分立、相互制衡思想。在资讯时代,媒体已经成为享有政治权利的第四权。新闻媒体实质上享有政治权利的组织形态,基于特定立场或观点提供资讯,鼓吹特定价值偏好,形成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对司法系统和个别司法意见的批评是维护司法行为标准的保障。但法官基于司法专业的训练而对享有视听优势的媒体存有误解的或错误舶报道加以反驳,就可能构成对媒体霸权的节制。第三,不利于维护司法公信力。即使法官遵守了言论自由受限的规范,但就普通百姓而言,面对各项指控保持沉默,无异于默认。面对不实意见和批评,法官应积极反驳,尤其是当法官基于法律作出违反社会期待的判决,这种判决往往因为民粹主义而无法获得理性讨论的空间,更需要法官积极辩护,以正视听。最后,不利于促进法治教育。为了增加人民对司法判决的正确理解,不应限制法官发表评论。因为与学者专家、媒体等基于立场、个人偏见及价值分歧进行解释和评论相比,法官言论反而具有平衡视听和导正言论的功能。司法的基础在于人民的信赖,为了赢得社会的认同,此时法官不语与其目的背道而驰。

 

    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的司法承载着解决纠纷、救济权利、形成规则、树立法律权威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等功能。司法公信力是构成司法权威的核心要素,它以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信赖为基础,对法律秩序形成牢固和持久的稳定作用。但由于司法案件对立的本质,要使当事人对法院判决一致满意实属不易。不过,双方当事人所有的攻击防御都应该在公平规则的基础上进行,也就是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应扮演不偏不倚的角色,法官应该以高标准的行为增加司法公信力。因此,有必要对法官言论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确保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但须考虑法官言论受限和法官言论自由之间的平衡,以保持对法官独立性的信赖为界限。

 

    四、我国法官言论自由受限的思考

 

    (一)我国法官言论自由受限的法律规定

 

    2010年发布的重新修订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有许多规定都涉及到法官的言论自由。如第7条规定:不发表有损国家利益和司法权威的言论;第14条规定:尊重其他法官对审判职权的依法行使,除履行工作职责或者通过正当程序外,不过问、不干预、不评论其他法官正在审理的案件;第6条规定:不得过问、干预和影响他人正在审理的案件,不得随意发表有损生效裁判严肃性和权威性的言论;第83条规定:在写作、授课过程中,应当避免对具体案件和有关当事人进行评论;第84条规定:在接受新媒体采访时,不发表有损司法公正的言论,不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和有关当事人进行评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均设置了新闻发言人,代表法院对外发布重大事项信息。可见我国法律对法官的言论自由受限的范围规定的较为广泛,解释上不限于法官自己承办的案件,而是包括了任何法院的案件,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公正审判和维护司法公信力。

 

    (二)对我国法官言论自由受限的反思

 

    法官言论自由受到宽泛的限制,在我国应该如何适用,是否符合确立此规范的预期,是否必须对法官言论进行此限制才能达到公正审判的目的?

 

    1.立法和司法的悖论。我国法律对法官言论自由的限制,范围扩展至任何法院的任意法官。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诉讼案件,都有法官的公开评论。如审理“齐二药”案件的主审法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山三院存在违规加价卖药的行为”、“还有其他原因不方便说”;在备受争议的许霆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表示:我个人认为定盗窃罪没问题,但法院判刑太重了,这个案件可以适用刑法第63条,即“轻案请示原则”;广东省高院院长吕伯涛接受记者采访时间接对广州市中级法院的裁决表示了异议。然而,除了仅有个别学者对此现象提出批评外,未见最高人民法院对此表示不妥;在广州市中院召开的答疑会上,尽管有法律专家的参与,也未对此提出异议。可见立法上虽然进行了限制,但司法实践中却无人遵守,仅仅变成了纸上的规定,法官言论和公平审判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2.法官独立性的维护。在美国,除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终身制,其他部分联邦法官和州法官无论是选举产生还是州长任命,都面临着定期选举的压力。我国的法官无论是考试录取、军人转业或其他方式产生的,一旦成为法官后,没有法定情形任职一直到退休。目前强调的法官独立审判,主要是避免行政机关的干预,不存在通过公开评论而讨好选民的动机。而且,随着媒体的迅速发展以及传播媒介的多元化,以往排除媒体对法官干扰的想法,已被现代传播科技彻底摧毁,因此法官对于多种形式的、不同观点的舆论有所反应,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法律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在媒体的强势宣传下,即使是错误的报道,一般民众也欠缺辨别能力,不允许法官公开进行评论,徒增了人民对司法的不信任而已,仍然无法建立司法公信力。

 

    (三)法官言论自由和公正审判之间的利益衡量

 

    言论自由和公正审判都是法治社会的重要价值,各国的相关规定都是在对二者进行利益衡量的基础上进行艰难的选择。虽然法官言论受限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团审判制度的附随物,而且在理论上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但是美国实务仍然坚持此伦理规范,并且影响其他国家逐渐承认此标准,只是因制度不同而有宽松或严格的差别。法官言论自由受限是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应该规定严格审查标准,否则会导致对言论自由的侵害。美国司法实务界关于法官公开评论具体个案而惩戒处分的案见多半属于陪审团审判的案件,法官就其主持陪审团审判的案件发表公开评论,被认为可能逾越诉讼指挥的界限,致使个案公平审判产生疑虑。法官审判的案件中,并无法官言论自由的争议。至于承办案件的法官判决后公开评论案件所产生的争议,也与法官公开评论非其管辖的案件不同。迄今为止,无任何实证研究表明法官对个案进行公开评论,对于司法具有不良影响。法官必须了解,一项争议并不因法官保持沉默而变得不具争议,反而会因法官未参与而变得更具情绪和肤浅性。法官必须坚定而且相信,更多的言论,而不是更少的言论才是处理公共争议的适当方法。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对于法官言论自由的限制仅应限缩在承办案件的法官以及具有司法监督权的院长、庭长,这样既能履行公正审判的司法职责,又能兼顾保障言论自由的精神。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
    用户名: 验证码:点击我更换图片 匿名?
    网站首页高级搜索网站地图TAG标签RSS订阅法制论坛
    Copyright © 2004-2010 www.zwmscp.com 中外民商裁判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1209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