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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裁判:从法条到方法

2012-05-21   来源:法制日报   作者:王彬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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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裁判并不只是依据法条的裁判,也是依据规范性的法律方法形成对法条合理理解和共同理解的裁判。

 
  前几年,发生于广州的许霆案让舆论哗然。一个名叫许霆的保安在出错的ATM机上取走了银行的17万元,而被一审法院以“盗窃金融机构”的罪名判决为无期徒刑,由于这个判决直接挑战了公众的道德直觉,许霆案因此引起了学术界、新闻界以及大众的广泛关注。如今,许霆案已经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但是,这个案件给法律人带来的反思与启示却永远没有终止,因为司法过程中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二难问题永远是法律人的“斯克芬思之谜”。

 

  其实,许霆案很难说是疑难案件,只是一审法官死扣法条对法律进行僵化理解的“法条主义”思维,使许霆案被推上媒体的风口浪尖,让人们去嘲笑法律的荒谬、司法的僵化。的确,法官作为法律权威的捍卫者,具有对法律忠诚的义务,这要求法官要维护法律文本的意图甚至是立法者的原意。按照法条主义的思维,ATM机是金融机构的构成部分,许霆的行为是通过非法的手段将银行的财产据为己有,法官为维护法律的权威,表达他对法律的忠诚,只能根据法条对许霆的行为进行评价。但是,当法官在严格地适用法条时,司法裁判的妥当性又成为悬在法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严格适用法条所导致的荒谬结果也在不断地拷问法官良心,挑战法官的道德直觉。对于严格适用法律的“法条主义”思维,很多人以维护法律权威、强化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的差别等理由进行开脱,但这些理由都经不起追问,因为法官的角色不只是法律权威的捍卫者,更应当是正义的输送者;正义不仅仅应当符合法律,更应当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经得起良心的检验。

 

  事实上,在我国之所以出现法条主义思维,具有深刻的原因。一是法律解释体制的原因。对于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问题,我国通过最高司法机构颁布规范性司法解释的方式来进行,这些司法解释并不是针对个案的裁判解释,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是,法律的意义往往在遭遇个案的时候才会释放,规范性司法解释并无法解决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法律疑难。在法官遇有疑难问题时,又通过案件请示制度以逐层申报的方式由最高院颁布司法批复的方式来解决。在个案审理中,法官存在“找法”的习惯,只要最高院没有专门解释,法官往往就会严格按照法条来判决,因为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事实上剥夺了法官应有的裁判解释权,法官不会针对个案来理解法条和解释法条。二是法官评价机制的原因。在错案追究制的评价机制下,法官无疑也是追求“功利最大化”的理性人,为了尽量避免“错案”,避免对其审判业绩的否定评价,不解释法律、严格适用法律的“法条主义”思维是规避职业风险的最好方式。在何为“错案”无法明晰的前提下,错案追究制可能会形成“逆向激励”,不是激励法官坚持正义,而是激励法官规避风险,思维懒惰,机械司法。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下,许霆案的一审裁判结果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当人们在讨论许霆案二审的解决方案时,很多人仍然认为,这需要由最高院颁布司法解释来解决,而不是将这样一种裁判解释的权力交给法官。

 

  体制上的弊端其实都缘于错误的法理观念,也就是对“依法裁判”的理解。事实上,依“法”裁判并不是严格依据“法条”进行裁判,法治从来不是法条之治,因为法条必须经过法官的思考才能成为灵动的正义。那么,法官如何思考呢?法官的思考是一种智慧的服从,而不是机械地思考;法官的思考并不是简单地根据法律进行的思考,还必须是遵循一定思维程序,根据法律方法进行的思考。在西方,法律方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含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利益衡量、漏洞补充、法律论证等内涵丰富、体系完善的学科体系。在当下,要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和权威性,同样不能只依靠最高司法机构颁布规范性司法解释来解决,而是应当通过法律方法的训练培养法官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有通过法律方法的科目训练,才会为法官解释法律、适用法律乃至创造法律提供大致的思维路向和思维程序,才能产生具有共同法律信仰和法律技能的法律共同体,才能避免不同法官对同一法条的理解分歧,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的合法性与妥当性的统一。因此,依法裁判并不只是依据法条的裁判,也是依据规范性的法律方法形成对法条合理理解和共同理解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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