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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被误解、误用的法律——案说法律发现方法及技术

2012-02-28   来源:中外民商裁判网sy1102   作者: 陈金钊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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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很多情况下本来是清楚的,但是因为法律人的误解或者误用,引起人们对法律权威的怀疑。每一次出现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人们都会呼吁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对中国法治的特殊意义。

 

    法律在很多情况下本来是清楚的,但是因为法律人的误解或者误用,引起人们对法律权威的怀疑。这是十分令人痛惜的。由此所造成的司法正义的丢失更是不可容忍。如果误解、误用法律现象的普遍出现,不仅是立法权威和法律文本的悲哀,更是司法或法律职业的灾难。当然,误解、误用现象的出现,从另一个方面彰显了法律方法与技术研究的意义。于是就出现了“事后诸葛亮式”的对法律方法意义和法律思维水平提升的呐喊。每一次出现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人们都会呼吁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对中国法治的特殊意义。2010年,关于“火车不是机动车的案件”又一次提醒我们: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是重要的,“法律人”不要以为掌握了权力就掌控法律的意义,就会正确地行使权力。基于职务的法定性,法律授予法官和行政官员的不仅仅是权力,更主要的是要在处理案件中讲法说理,运用逻辑、修辞方法以及日常生活的基本道理,把法律讲清楚,给当事人一个明白的、可以接受的法律意见。法律人不能以自己的平庸来损害法律的权威与声誉。法律解释或者说司法过程,在一定的场景下需要恢复法律的本意。当然,前提是更加地讲道理,以法服人,以符合逻辑的、动听的修辞来打动人们的心灵,增大法律判断的可接受性。

 

    一、案情介绍

 

    刘英在上海铁路局南京东机务段上班,由于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相隔比较远,平时均乘坐该机务段的上下班班车。2004年4月21日,刘英下班时乘57108次交通列车到达南京火车站。当她像往常那样穿越铁道抄近路回家时,被行驶的23125次货物列车撞伤致死。事发后,刘家人申请工伤认定。不料,南京市劳动保障局(现为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南京市劳保局”)认定刘英之死不属于工伤。刘家人不服,向省劳动保障厅(现为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申请复议,后者做出决定,认为她是被火车撞击受伤致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3款规定,火车不属于机动车的范围,因而不应当认定为工伤。接着刘家向南京市白下区法院提起诉讼。白下区法院一审也认为,火车不是机动车,刘英之死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驳回了刘家的诉讼请求。刘家又提起上诉。南京市中院二审判决,认为刘英不是在“上下班途中”的合理路线被撞死的,缺乏构成工伤的基本条件,判决上诉,维持原判。就在南京中院二审判决生效的5年后,刘家老人查阅了字典,里面解释说“机动车就是机器开动的车子!”她带着汉语词典,来到江苏省高级法院,以找到新的关于机动车的解释为由,向省高院申请再审。这一次案件终于有了转机。刘家向江苏省高院提请再审,得到省高院核准。但我们不清楚的是:究竟是像新闻报道里所说的,是字典的解释起作用了,还是江苏省法院的以人为本的能动司法理念起作用?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分析。这原本是一个很简单的案子,但是由于接二连三地对法律的误用,造成了很多人对法律误解,同时案件的争议越来越复杂,彰显了现阶段一些人的“法律思维”水平。

 

    二、“火车不属于机动车”错在什么地方

 

    当初刘家到南京市劳动部门要求确认工伤的时候,劳保局负责该案的官员解释说:我国新的《工伤保险条例》中并没有明确什么叫机动车,而他们对机动车的解释一直是引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机动车”的定义,并且说这是惯例。由此看来这种错误的用法还不止是这一个案件,错误的理解法律被延续下来后竟然成了“惯例”。人们从来没有思考过,在这种惯常的做法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问题?这种惯例是不是对法律误用、误解?从表面上看,行政机关和一审二审两级法院都是根据法律在思考,但是为什么得出的结论并没有说服力,反而成了新闻媒体嘲讽的对象呢?我们要思考,媒体运用的又是什么思维?复议机关和审判机关用的又是什么思维方式呢?我们看到,新闻媒体抓住了“火车不是机动车”这一违背常识的判断,不停地拷问着法律,使法官和劳保局的官员难以应对,只能以“自已是依法办事”作为挡箭牌步步退却。一直到省高级法院作出改判决定的时候,劳保局的官员还是不服,并表示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这一个案件的判决并不意味着今后遇到这种案件就会改变他们对法律的理解。这里的问题出在哪里?究竟是像劳保局的官员所讲的是“立法出了问题”,还是劳保局和一、二审法院的法官的理解出了问题?

 

    从江苏省高级法院合议庭的意见和法律方法论的角度看,应该是一、二审法官和劳保局官员的思维出了问题。从形式上看,复议机构和一、二审法院好像都是根据法律在思考,符合法律思维的最基本形式。然而,《道路交通安全法》调整范围究竟是什么?《工伤保险条例》与《道路安全交通法》两个法律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能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去解释或者限制《工伤保险条例》的内容?从已经看到的媒体材料来看,审理案件的法官和作出复议官员的理解力是有问题的。

 

    《道路安全交通法》是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一共有8章124个条文。第一章是总则,第二章是车辆与驾驶人,第三章是道路通行条件,第四章是道路通行规定,第五章是交通事故处理,第六章是执法监督,第七章是法律责任,第八章附则。由于需要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调整范围进行确定,因而立法者在该法的第八章“附则”中,对一些概念做了立法解释。如:“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接着对“机动车”也做了立法解释,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这就是说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把火车排除在外,因为铁路交通安全是由专门的铁路法来规定的,所以火车的安全行驶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调整的范围。但在本案中,法官和劳保局的官员都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解释来说明《工伤保险条例》机动车的含义。从法律调整范围的角度看,这显然是把风马牛不相及的法律连在了一起。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大陆法系的最基本的法律分类,《道路交通安全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而《工伤保险条例》属于社会法的范畴。在这两大类之间的法律串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调整对象的交叉性,如果不存在交叉关系,这两个法律之间的调整范围是清晰的,一般不会产生交叉关系,也不应该在这层关系上产生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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