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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的启示

2011-10-18   来源:   作者:知识产权,三审合一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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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研究的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的司法实践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虽然这种方式的经验总结与探索可能会有以偏概全的问题,但笔者更愿意相信它以点带面、触类旁通的优势与价值。

 

    一、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的缘起及发展轨迹

 

    按照我国司法审判机构整体分工设计的原则以及三大诉讼法的具体规定,有关知识产权的刑事、民事以及行政案件在人民法院内部过去一直是由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庭分别审理的。这种“三审分立”的架构安排尽管符合我国一直秉承的在考虑设置审判机构时对程序优先普遍价值的尊重,但却相对淡化了对知识产权案件程序特异性的关注,尤其是没有对它自身功能是否流畅、功效发挥是否充分的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1]因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之后,“三审分立”的弊端和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不利于统一执法标准和维护司法权威。即使是针对同一事实,在不同的审判庭正常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之后也极易造成事实认定的自相矛盾和裁判尺度掌握的差序格局,更无法在不同案件间保持法律适用的平衡和保证裁判结果的确定。

 

    不利于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化发展。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等技术性案件,往往具有法律问题与技术问题高度融合的特征,且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呈现出很强的活跃性与变动性,新情况新问题可谓层出不穷。[2]加之知识产权司法本身以综合性法律规范和多样性法律制裁措施集于一身为其主要特征,这种特殊性与一体性决定了知识产权审判的独立性与专门性,难以在一个分散的审判机制中正确、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力量。

 

    不利于相关程序的有效衔接和司法效能的整体发挥。当审判实践中遇到同一事实既有民事案件存在又有刑事案件未决时,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中止审理情形的规定,本应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即等有关刑事判决生效后再恢复民事案件的审理。但知识产权案件有其特殊性,它在案件事实认定方面有一个从是否构成侵权到是否构成犯罪的先民后刑的递进性逻辑关系存在,加之大民事格局的分工定位客观上造成了知识产权民事审判力量最为强大也最为专业,所以司法实践中先民后刑的呼声日益高涨。目前虽已达成共识,但毕竟还缺乏法律依据,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不少。相似的情形在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之间也屡见不鲜。还有,按照三大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不同规定,客观上有关同一事实的不同案件会分别游走于不同级别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大大增加了彼此间沟通协调的难度,造成了司法效能的低下。

 

    不利于节约解决纠纷的公共资源和成本。“三审分立”机制形成了不同级别法院或同一法院不同专业部门在同一时间或者先后介入同一侵权行为的多元化局面,程序的不经济显而易见,而且也容易使当事人滥用行政司法资源,恶意启动各种程序,以诉讼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

 

    除了上述的现实需要以外,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之所以能够迅速起步,还有以下三个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地起到了支撑或推动的作用。

 

    ——理论基础。首先,推行“三审合一”可以在法哲学的层面更好地体现人权保障的理念以及对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公平和正义的追求。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一个复杂和艰辛的过程,其中凝聚了权利人大量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有着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又由于知识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因而知识产权不仅涉及权利人个人的经济和精神利益,同时也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事关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因此法官在审理每个具体案件时无不面临着权利人权利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的价值选择与调和。这种工作往往是极其复杂的,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审判的有机组合,可以切实提高此类交叉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其次,诉讼法原理上有着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分配司法管辖的通例,就像海事、林业和铁路运输法院一样,只要知识产权审判确实具备了立体化保护的必要和条件,便可推行“三审合一”,而毫无程序不公的法理障碍。再次,基于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的考察,任何法律都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宗旨,它要求以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方式分配资源,并以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同样,司法资源也存在有效配置、合理使用的问题,可以说对于法律的经济与效率的追求,是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的又一动因。

 

    ——域外借鉴。一方面,世界上多数知识产权保护有效的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等主要的两大法系国家,均是由特定的民事审判法院或法庭全面受理及裁判与知识产权侵权、确权直至合同等纠纷相关的一切民事、行政及刑事案件,而决不会把这种特定民事审判机构的职能仅限于知识产权民事纠纷,却将侵权严重构成刑事犯罪或者确权中的行政案件推转给刑事、行政审判机构。[3]泰国、我国台湾地区等更是专门成立了中央智慧财产暨国际贸易法院、智慧财产法院等三合一集中审理制的机构。[4]另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也体现出执法统一性的人世规则要求,它首次在纯届国际商事领域贸易规则的国际条约中对刑事、民事和行政事项作出了集中规定,即在其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主要针对知识产权民事执法程序作出规定的同时,也分别对行政和刑事程序作出了专条规定,尤其是规定:“如以行政程序确认案件的是非并责令进行任何民事救济时,则行政程序应符合基本与本节之规定相同的原则”。[5]所以,无论是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还是世畀主要国家的做法,由知识产权庭或相应的知识产权法院,越出民事审判的范围,一并受理涉及知识产权的行政与刑事诉讼案件,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国际惯例。[6]

 

    ——专家呼吁。以已故著名知识产权学者郑成思教授为代表的国内知识产权法研究专家和学者,——致反对“三审分立”的知识产权审判机制,呼吁我国的立法和司法机关进一步了解国外的普遍做法,把民三庭(知识产权庭)作为大民事审判格局中的一个特殊业务庭,不要搞“一刀切”的民事审判,与WTO规则、国际惯例相接轨,将知识产权行政、刑事案件一并归入民三庭(知识产权庭)的工作范畴。在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并召开专题研讨会的基础上,专家们还向全国人大提交了相关议案。

 

    二、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的规律和经验教训

 

    综观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十余年来的发展历程,有不少规律性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

 

    “三审合一”改革的目标定位。没有目标的改革就是盲目的改革,而没有中、远期目标的改革则是短视的改革。尽管没有完备的书面文件印证,但实际上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在起步不久就形成并预设了比较完备的近、中、远期目标,也即如前所述的从三大诉讼的协调一致到专业化审判组织的设置再到未来知识产权法院的探索建立,改革目标的分层确立既为随后“三审合一”改革的实践提供了明确的导航,更给予了它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的希望。事实上,知识产权审判从无到有,最初只是委身于民事审判和经济审判,后来随着案件量的逐渐增加,开始有了专业的合议庭。在大民事格局的改革中又正式成立了民三庭,对外统称为知识产权庭。目前随着“三审合一”司法模式的日益完善以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目标的正式确立,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和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有关问题,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普遍关注和未来推进的主题。因此有学者明确指出:现在由不同诉讼程序中的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就是萌芽状态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是知识产权审判一体化思想指导下专业知识产权审判组织的雏形。[7]正因为有了既符合司法规律又切实可行的定位和目标,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才走上了一条稳健、良性的发展道路。

 

    “三审合一”改革的路径选择。在这方面,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与其他很多改革一样,最初走的都是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即由某些基层法院的试点开始,逐步上升到中级法院的层面。但是它真正实现规模化的发展却是最高人民法院集中调研并正式发文开展自上而下式的试点推广之后,因为它使得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首次上升到高级法院层面,并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广泛实施,从而在体制与机制上保证了改革良好效果的取得。

 

    “三审合一”改革的步骤安排。这充分体现出“二审合一”改革的渐进性特征,虽然有些步骤尽管看起来有些混杂迷乱,但总体的趋势是:由趋步到跨越、由单一到复杂、由表面到实质。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二审合一”改革一开始迈的步子比较小,最初只是某个法院内部人员、机构职能的调整,然后逐渐扩大到一个地区不同级别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协调一致后的联合行动,特别是争取到公安、检察机关的支持,将原级别管辖层次较低的刑事案件集中提级管辖,再到后来一个省域内有多种模式共存、分别进行试点对比分析的复合形态,改革在具体内容上也逐渐由只是形式上审判组织的变化发展到包括立案;管辖、移送乃至公诉、自诉等程序之间的联系和转换,还有证明标准、举证顺序、生效裁判文书证据效力的认定等创新“三审合一”机制所必须要研究解决的问题。[8]这其中不排除有的做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后被淘汰,但这种阶段性的曲折与反复毫不影响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渐趋渐行、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轨迹。

 

    “三审合一”改革的专业背景。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是一个由专业人士推动、以专业方式向专业方向迈进的改革举措。所谓人员的专业,是指这项改革主要是由知识产权领域的理论研究者和司法实践者(主要是法官)共同推动的,初看起来与普通人民群众的关系似乎不大,但从长远和深层次的发展来看,它却是直接保护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促进国家科技和经济进步的重要举措,依然具有深度意义上的司法人民性;所谓方式的专业,是指这项改革主要是以对相关司法制度的适当调整以及对诉讼法进行司法解释或准司法解释的方式推进的,如在试点改革中巧妙寻找到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关于上级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审理下级法院管辖的刑事案件的管辖移转规定,妥善解决了刑事诉讼法关于普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和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法律障碍等。所谓方向的专业,是指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专门序列的知识产权法院。权威的法理支撑与严谨的法律技术手段也是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走向成功的坚实保障。

 

    除了笔者从上述目标定位、路径选择、步骤安排、专业背景等四个:方面所作的规律性基本特征分析以外,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还分别存在下列值得进一步总结或检点的地方:首先,它较好地实现了国际惯例与本土国情的成功对接。知识产权“三审合一”作为世界主要国家的通行做法,恰巧又契合了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距较大必须要实行集中管辖以提高司法效率的基本国情,所以推行这项改革至今未见“水土不服”。其次,它较好地兼顾了改革的普适性与各地的差异性;在理论上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自然需要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目标,然而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各有差异,所以它们各自在推进“三审合一”司法模式的速度和力度方面普遍能够结合当地的情况照顾到轻重缓急、先后有序,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运行模式,不搞统一行动。再次,它较好地解决了调查研究与付诸实践的辨证关系。在我国的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我们能够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以最新的研究成果指导或修正下一步的改革,从而达到不断总结提高的目的。

 

    当然,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也有不是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在于外:知识产权案件尽管发展迅猛,但相对于其他传统的刑、民、行政案件,毕竟数量较小,所以这项改革的社会涉及面较窄、影响力较小,公众关注度也不够高,改革的示范价值有限。

 

    其二在于内:同样是因为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刑事、行政案件数量稀少,导致在不少试点法院的“三审合一”改革中,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没有任何的实践表现,有的法院几年才受理一件刑事或行政案件。所以,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在法院内部的改革实践中更多体现出的可能是它的理论意义和新闻价值,缺乏紧迫性。

 

    三、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的启示与思路延展

 

    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只是我国司法改革大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我们的确不宜过分高估它的参考价值。然而,它对于启迪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司法改革的原理、把握司法改革的规律、分析司法改革的症结所在、更新司法改革的推进方式,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启示之一:改革的务实性与务虚性。

 

    正如上文所述,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之于法院内与外,确实存在改革的必要性不足以及社会影响力小的疑问。然而,这并不等于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就是务虚的,更不等于务虚的改革就是无价值的。知识产权刑事和行政案件稀少,大约分别占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13.7%和4.4%,这个现象本身就反映了在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尚未全面推开的前提下,在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三大程序之间仍然处于失衡状态。人民法院受理的很多民事侵权案件的严重程度完全应当追求侵权人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更是不在话下,然而就是因为三大程序的分立,导致权利人在竭尽全力追究了侵权者民事责任后很少有精力再去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因为不同的主体适用不同的程序导致了结论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当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全面推开或者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试点后,同一主体所作结论的延续性和确定性必然会带来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案件收案数的大幅增加,加之在可以预测的未来随着“三审合一”试点法院知识产权庭向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归并,此项改革的务实性必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这里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对改革的务实性和务虚性的考察应当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更远大的视角下进行,不能只盯着改革的某一个特殊阶段作出判断,否则不免陷入坐井观天的境地。就像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一方面我们不能对它曾经结合本土国情以及地域特征所走过的细致扎实的改革步骤熟视无睹,另一方面要正确看待它所谓阶段性的务虚表现。或许这正是改革还不到位的表现,或者是为了迈向下一阶段更加务实之改革积聚力量的准备、过渡阶段。司法改革的务实与务虚有时往往就在一线之间,有时很难加以区分。况且,务虚的改革也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具有培养司法改革的意识、论证司法改革的正当性和总结司法改革失败教训的作用,笔者以为,这在现阶段也是非常重要的。

 

    启示之二:改革的专业化与大众化。

 

    近年来人民法院出台的每项改革措施背后几乎都是自己忙碌的身影,赞同或质疑的声音多数集中在法律职业者内部,似乎司法改革只是法律人自己的事,理应成为改革主体与决策者的广大民众却成了改革的旁观者与过客,他们的呼声、期待和利益往往被边缘化而忽略不计了。从根本上来说,法律应是经验的,法治应当回应的是民众的生活。[9]所以,司法改革应当以适当的形式和相当的重视去关心和体现司法的大众化。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充分注意到:司法的“大众化”最终也是要依靠司法的“专业化”手段去发展的,我们不能在法外寻法,否则就极有可能陷入“泛政治化”的误区。倘若有朝一日司法改革连司法的专业化都改去了,便又走到了事物的另一个极端。   

 

    启示之三:改革的前瞻性与功利性

 

    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所追求的是知识产权审判的一体化以及创设知识产权法院等实实在在、切实可行的目标,而反观我国其他的一些司法改革实践,往往过于偏重功利性和应对性,处于一种半自发、半自觉的状态。同时,司法理念和技术模式方面的模糊性也使得不少改革举措具有形式主义倾向,不能很好地回应社会对司法的需求。这种缺乏前瞻性的改革很容易导致改革措施与改革目标的背离,施行不久就面临被废止或再次改革的尴尬境地。笔者向来赞同中国的司法改革应立足于“通过制度创新,消除或减缓司法所面临的现实矛盾,提高司法机构‘公共产品’的产出能力和产出效益,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地保护社会主体的正当权利,创造、完善并维护新的历史条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法律秩序”。[10]因此,司法改革应努力保持一定的整体性与协调性,下大力气克服改革的单一性与孤立性。否则,司法改革整体性的阙如和改革措施之间的冲突将会破坏司法改革自身的步调和方寸,加重措施与日标之间的矛盾,从而大大抵消司法改革的预期效应。[11]

 

    司法改革并不是追逐潮流,更不能随波逐流。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司法规律,尽管有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制约,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对司法改革既有经验和基本规律的探寻望而却步。由于司法更多的是一种实践的事业,所以在对司法客观规律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有时理论研究者不得不让位于司法实践者。“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司法活动,在其中摸爬滚打的司法操作者本人对司法改革才最有话语权。”[12]本文所研究的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的司法实践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虽然这种方式的经验总结与探索可能会有以偏概全的问题,但笔者更愿意相信它以点带面、触类旁通的优势与价值。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1] 肖海棠:“关于知识产权审理模式的探析与思考——以广东知识产权审判为视角(待续)”,载《电手知识产权》2006年第9期,第46页。
[2] 林广海:“‘三审合一’——知识产权案件司法保护新机制述评”,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2期。
[3] 陈惠珍、徐俊:“论我国知识产权立体审判模式的构建”,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4期,第11页。
[4] 魏忆龙;“台海两岸实施知识财产民、刊事及行政诉讼三合一审理制之比较评析”,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
[5] 郑成思:《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大学1996年10月版,第334页。
[6] 郑成思:“民法、民诉法与知识产权法研究”,载《郑成思文选》,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2页。
[7] 孙海龙、董倚铭:“知识产权审判中的民刑冲突及其解决——以构建协调的诉讼程序和专业审判组织为目标”,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9期。
[8] 符玉润、沈伟英:“做好‘三审合一’排头兵”,载《广东科技报》2009年1月16日第015版。
[9] 杨彪:“中国司法改革之挑战、意蕴及反思”,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8期,第43页。
[10] 顾培东:“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
[11] 杨彪:”中国司法改革之挑战、意蕴及反思”,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8期。
[12] 齐树洁:“论外国司法改革经验之借鉴”,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责任编辑:中外民商裁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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